文化帝國主義

文化帝國主義

憑藉文化優勢,大力拓展和占領世界文化市場。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發達的國民教育使文化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大力開拓和占領世界文化市場,企圖將這種一國的文化優勢變成世界性的文化優勢就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依靠其進行操縱的技術手段,而且取決於國家對百姓們施暴和分化以剝奪其對平等社會的希望和集體信仰的能力。文化帝國主義的號召力受到持久團結關係的限制-無論是地方性的還是區域性的關係-這些地區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文化控制和全球化剝削

不能僅僅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理解為一個進行控制和剝削的經濟和軍事系統,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控制是任何一個能延續的全球性剝削系統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國主義可以這樣定義:西方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統的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文化帝國主義既可以“傳統”的形式,又可以現代形式出現。過去幾個世紀中,教會、教育系統和公共當局在神或神權原則的名義下對原住民不斷灌輸順從和效忠思想。當這些傳統的文化帝國主義手段仍然有效之際,新的現代化的,基於現代體制的工具對帝國主義控制而言日益重要起來。如今,大眾媒介、曝光宣傳、廣告、世俗的表演家和知識分子起著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萊塢、有線新聞電視台和迪斯尼樂園要比梵蒂岡、聖經和政治人物的公眾演講要有影響的多。

文化滲透與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剝削緊密相連。美國用來支持中美洲種族滅絕政府以保證自己經濟利益的軍事干涉,往往是伴隨有強烈的文化滲透。美國贊助基督教會侵入印第安人村莊,在印第安農民受害者中灌輸歸順思想。贊助國際會議是為了讓臣服了的知識分子們討論“民主與市場”。逃避現實的電視節目播發“另一個世界”的幻想。文化滲透是鎮壓起義者的戰爭機器的非軍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義的新特徵

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在以下幾個意義上有別於以前的實踐:

(一)它要捕獲大眾,而不是僅僅轉換頭面人物。

(二)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侵入各個家庭。它不僅從“裡面”和“下面”起作用,而且從“外面”和“上面”起作用。

(三)現代文化殖民主義具有全球規模,它的衝擊無所不在。以世界一家的欺騙來為神話帝國主義勢力的象徵、目的和利益服務。

(四)大眾媒介作為今日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義上屬“民間”組織。失去與政府之間的正式關係恰好給民間媒介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將帝國主義的利益作為“新聞”和“娛樂”來宣傳。

(五)在現代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利益是通過非帝國主義的主體來表達的。“新聞報導”集中於中美洲的僱傭農民士兵和在海灣戰爭中面帶微笑的來自勞動階級的美國黑人的個人傳記。

由於在不受法律制約的資本的控制下實現和平和繁榮的諾言與日益增長的貧困和暴力的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大眾傳媒已經將其節目中從不同觀點的討論的可能性進一步縮減。與此全面配對的是,將現存資本主義的殘酷性與自由市場的迷夢般的許諾完全分離。

為了搞垮有組織的反抗,文化殖民主義想要消滅民主認同,或將其實質性的社會經濟內容掏空。為了破壞社區團結,文化帝國主義把對“現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來信條一致的。在“個性”的名義下,社會準則被攻擊,人們的個性在媒介的信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當帝國主義的武器肢解一個民間社會,其銀行掠奪該國經濟之時,帝國主義的媒介向個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現實的認同。

文化帝國主義一方面以毀滅性和罪惡的手段來醜化其革命的對手,另一方面又鼓勵對親西方政權的大規模暴行的集體性“記憶缺失”。西方傳媒從來不告訴其聽眾反共親美當局在瓜地馬拉屠殺了十萬印第安人,在薩爾瓦多屠殺了七萬五千勞動人民,在尼加拉瓜殺了五萬人。大眾傳媒掩蓋由於引進市場經濟,在東歐和前蘇聯,造成巨大災難的事實,這些災難使幾億人遭受貧困。

大眾傳媒:宣傳和資本積累

隨著美國通訊網路向全世界的擴展,大眾傳媒成為美國資本的主要財富和權利的來源之一。 越來越大的一個百分比的北美最富有的人從大眾媒介獲取財富。在最富有的四百個美國人中,從大眾媒介賺錢的人從1982年的百分之九上升為1989年的百分之十八。如今,幾乎五分之一的美國首富從大眾媒介進財。在美國,文化資本主義已經替代製造業成為財富和影響力的來源。

大眾媒體已經成為美國全球政治和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並且成了一個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程度,不平等和貧窮的增長,西方控制的大眾傳媒開動機器將持批評態度的民眾轉化為消極的一夥。西方媒介的名人們和大眾娛樂已經成為轉移潛在政治動亂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總統任期內,特別突出傳媒通過有名氣但在政治上反動的娛樂界人士來操縱大眾的中心地位。這種現象已經擴展至拉丁美洲和亞洲。

在拉丁美洲,電視機數量的增長和收入的下降和人民鬥爭的減弱有直接的關係。在那裡,從1980年到1990年間,電視機台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同時,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選人主要依靠電視形象當選總統。

大眾傳媒對窮人日益增大的滲透,美國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資和受益的增長,以及用給窮人提供眼福的個人消費和探險的訊息向廣大聽眾進行飽和性宣傳,這些既定義了文化殖民主義的現實挑戰。

美國傳媒的信息在雙重意義上疏遠第三世界人民。他們製造出“跨國”和“跨階級”的聯合的神話。通過電視,被媒介採訪的成功者與住在西語區的窮困的旁觀者之間建立起了虛假的親密和幻想中的聯繫。這些聯繫提供了一條討論私人問題的單獨解決辦法的渠道。信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貧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個人奮鬥。主要的電視衛星網,那些美國和歐洲的大眾傳媒的批發點,避免對新文化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和後果做任何批評。而這個新文化帝國主義已經暫時誤導和麻痹了數百上千萬窮苦的拉美人民。

帝國主義與語言政治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了一個雙重戰略來反擊左派和建立霸權。一方面,它設法污染左派的語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於降低公眾對西方勢力的罪惡的警惕性。

在八十年代,西方大眾傳媒有系統地接過左派的基本主張,把其原有的內容掏空,然後裝入反動信息。例如:大眾傳媒把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繪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對他們的人貼上“保守派”的標籤。文化帝國主義致力於以逆轉政治語彙意思的手法,來製造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政治上的迷津。許多進步人士被這種意識形態操縱搞的暈頭轉向。其結果是,他們極容易受那些“右派”和“左派”這些術語沒有任何意義,階級也失掉了重要性,意識形態不再有意義等等的意識形態專家的欺騙。通過敗壞左派語彙和歪曲左和右的含義,文化帝國主義企圖暗地裡破壞反帝運動的政治號召力和政治實際。

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第二種戰略是讓人民民眾麻痹。以使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屠殺成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為。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轟炸被表現成電子遊戲。通過對反人類罪行的大事化小,民眾喪失了傳統的信念:即讓人民受難是不對的。又通過強調對戰爭新技術的現代化程度,大眾傳媒對現存的精銳力量-西方的技術戰爭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國主義包含這樣一些“新聞”報導:它們將大規模的殺人武器說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須正視的“侵略者”和“恐怖主義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國主義用政治訛言來維生。在東歐,大肆掠奪土地、企業和財富投機者和黑社會分子被描述成“改革家”。走私分子被美化成“有創意的企業家”。在西方,任意解僱工人的權力的集中和勞動者越來越沒有保障的情況被稱之為“勞工靈活性”。在第三世界,將國有企業出賣給跨國壟斷公司被稱之為“打破壟斷”。“恢復原狀”其實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紀時勞工的社會福利被剝奪殆盡的狀況的委婉說法而已。“重新組合”就是要倒退到專業生產原材料或將收入從生產轉移到投機。“去除限制和各種規定”實質上是一種讓國家福利性的國度的經濟納入國際銀行業這樣的多國勢力巨頭的軌道的權利轉移。在拉美地區,“結構性調整”意味著將資源轉讓投資者和降低勞工的工資。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結構的改變原意是要進行收入的重新分配。這些概念被剽竊並被轉用為將財富,收入和權力集中到西方寡頭們那裡去的象徵。當然,所有帝國主義的文化機構全都放大和擴展這種奧維爾式的矇騙。現代文化帝國主義挖去了解放語彙的基礎,並將其轉化成反動的信條。

文化恐怖主義:自由主義的暴政

正如西方國家恐怖主義力圖破壞社會運動 ,革命政府 和肢解文明社會 ,經濟上的恐怖主義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私營銀行財團的所作所為是要毀滅地方工業,侵蝕全民所有制和殘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義則是抓住易受傷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弱點和深深的焦慮,尤其是他們那種自己“落後”了,“傳統”和受壓迫的感覺,展示“機動性”和“自由表達”的新形象,來毀掉家庭和社區的紐帶,同時又加固了和大公司的力量和商業市場緊密關聯的任意的權威的新鎖鏈。對傳統約束和義務的攻擊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將自己變為絕對權力至高無上的中心的一個手段而已。

美國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在“表現自我”的名義下,對那些害怕被標上“傳統”印記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階級的“現代性”的假形象來誘惑和操縱他們。文化帝國主義對所有現存的阻擋那唯一神聖的現代神-市場的關係提出質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娛樂中,或被迫使,或高高興興地“現代”起來,從而委身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放棄舒適的、傳統的、寬鬆的服裝,代之以病態的、不合身的、緊繃繃的牛仔褲或奇裝異服。

美國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最好是通過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間人和文化同謀起作用。典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同謀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專業人員們。他們總是極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這些同謀對西方百般奉承而對自己的國家的人民則總是傲慢無理,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媚富欺貧)的品性。他們以銀行和多國財團為後盾,他們通過國家和地方的大眾媒體掌握了巨大的權力。模仿西方,他們堅定地遵從不平等競爭的規則,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開放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去遭受殘酷剝削。最突出的文化內奸,有那些學院派知識分子,他們以客觀社會科學的行話來否定階級統治和帝國主義階級戰爭。他們把市場崇拜為一切是非的絕對主宰。在“區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識分子攻擊勞動階級和限制資本運動的國家和國家機構,並將其支持者孤立起來並貶低他們。今天,縱觀整個第三世界,西方資助的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已全盤接受了階級合作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被“互相依靠”的概念所偷換。並且,無節制的世界市場被表現為發展的唯一途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場”對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不利,美國、歐洲和日本則是更加空前積極地剝削第三世界。學院派知識分子對真實世界的疏遠乃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優勢的一個副產品。對於那些拒絕讚美市場並因此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官方學術會議圈外的知識分子而言,對他們的挑戰就是走回自己依附的階級中去,投入反帝鬥爭。

北美化和國際文化的之神話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騙局之一是觀念、市場、和運動的“國際化”概念。眼下時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國際化”這樣的術語來為對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團結、社區、或社會價值的攻擊正名。以“國際主義”為藉口,歐洲和美國已成為用來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瑣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輸出者。個人活動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強調(有美國大眾媒介工業大量生產和分布)現在已經成為統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持續性繁榮並不是因為它能解決問題,而是因為它是為有錢有勢的人的利益服務並能在那些擠滿第三世界國家街道的貧窮的小業主們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鳴。第三世界國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發生,並得到這些國家統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於它能幫助鞏固這些統治者的權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駕公家之上,個人凌駕於社會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駕於日常奮鬥和社會現實之上,這一切都有助於灌輸破壞集體行動的自我中心價值觀。

頌揚“暫時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無根基--它僱傭和解僱及不顧社區需要地移動資本的權力。“搬遷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資本迅變的需求下人們無力去建立和鞏固社區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讚美短促的,無人格的關係為“自由”,事實上,這些情況正好反映出一大群個人對壟斷資本的權利的無定規的麻木的從屬。北美化牽涉到一場以現代為名,向團結的傳統發動的拍賣性攻擊。以個人中心主義為名向階級忠誠發動攻擊,以及通過大眾媒體對個人品性的專注來動搖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專制紮根於無所不在的、不斷重複的、有關市場的同質化了的消費文化,以及無根基的選舉系統的奇談怪論。新媒介專制正是站在觸角遍及上至國際銀行作決定的會議室,下至安第斯山脈小村莊的等級國家和經濟機構這一邊。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滲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於它的由經濟和軍事主導產生的,以製造幻想來讓人們逃避窮困現實的能力。新文化帝國主義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義-性-保守主義的融合。其中每一樣都被展示為私人需要,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化的表達。對某些沉浸在無望的工作,為生存而掙扎於骯髒和墮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們,北美媒介製作的幻想就像福音傳教士一樣,描述“好一點的故事”,一個將來好一點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些觀望別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歡樂。

文化帝國主義的衝擊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什麼儘管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卻沒有革命的變革,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由國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的,被受壓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的深深的滲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衝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國家暴力造成了長期的、大範圍的心理損壞-害怕激進的首創,不相信集體行動,在現存的權力面前即使痛恨卻又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怖使人們內向於私人的小圈子。

結果,作為一種形式的經濟恐怖主義的新自由政策導致了工廠倒閉,取消對勞工的法律保護,臨時性工作的增長以及低工資的個體企業的成倍增加。這些政策進一步地分化了勞動階層和城市的社區。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國主義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來剝奪易受其傷害的人們的警惕性,以鼓勵和加深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對很少的資源的個人競爭。

文化帝國主義及它所鼓吹的價值觀在防止被剝奪人民對他們日益惡化的處境進行集體抗爭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廣泛傳播的信條、形象和意識形態是集體行動的基礎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的重大勝利不僅是在物質利益方面,而且在於它直接地通過大眾媒體,間接地通過俘獲被壓迫民族知識分子和政治階級(或他們的投降)來征服被壓迫者的意識的內部空間。要使民眾性的革命運動的重新產生成為可能,就必須對不僅是剝削條件,而且是對主宰受害者的文化進行公開的戰爭作為開端。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限性

與文化殖民主義相抗衡的是現實原理:對西方多國銀行所造成的窮困的親身經歷,以及由美國武裝起來的警察和軍隊的壓迫,這些日常現實是逃避現實的媒介永遠無法改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識中,總是存在著(由大眾傳媒培植的)個人逃避的惡魔和集體行動反抗是唯一切合實際的反抗的直覺知識之間的鬥爭。在社會運動高漲之際,團結的德行可以取勝,而在挫折和低潮時,個人貪婪的惡魔就會大行其道。

文化帝國主義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絕對的限度。在該限度以外,民眾性的反抗就會來臨。電視上的“豐盛的餐桌”與現實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廚房形成對照,媒介宣傳的人物多情的越軌行為與滿屋子爬著、哭著的飢餓的孩子相牴觸。在街頭衝突中,可口可樂成了燃燒瓶。致富的許諾成為永遠被拒之於致富大門之外的人的侮辱。長久的貧困化和廣泛蔓延的衰敗腐蝕掉了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控制下大眾傳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假許諾成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貶黜至另一個時間和地點。

文化帝國主義的號召力受到持久團結關係的限制-無論是地方性的還是區域性的關係-這些地區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那些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和民族的關係持久和集體行動有很強的實踐的地方,文化帝國主義控制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就有限或被拒之門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傳統能繼續存在,他們能形成一個組合向內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會和文化實踐的“閉路”。

在許多社區,存在著一個對與市場霸權聯繫的“現代派”的發展-個人中心的論調的清楚的拒絕。在團結的民族和職業社區里可以找到持久團結和反帝運動的歷史根源。如在礦山小鎮,漁業和深林村莊,大城市的工業中心等。哪裡工作、社區和階級與集體文化傳統相符合,文化帝國主義就會在哪裡潰退。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依靠其進行操縱的技術手段,而且取決於國家對百姓們施暴和分化以剝奪其對平等社會的希望和集體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僅需要給與個人和階級以力量,而且取決於能否發展一支能抗衡作為文化征服先導的國家恐怖主義勢力的社會政治力量,而社會力量被統治階級視為對國家的威脅。正如文化鬥爭要紮根於為創造社會轉變的自覺性所需的自治、社區、和團結的價值觀,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維持階級文化基礎和民族特徵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須重新塑造對一個新社會的信仰和景象,該社會是建立在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質價值觀上的:美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工作的價值。團結與寬宏大量和尊嚴相連。在那裡,生產方式從屬於加強和深化永遠的人和人之間的聯繫和友誼。

社會主義必須承認對不受干涉和隱私的渴望,也承認對社會和集體的嚮往。總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勵人民,因為它與他們的願望產生共鳴:不僅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創造有意義的人生的自由。這種人生滋育於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關係,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繼續鬥爭之時。文化帝國主義的繁榮主要基於新奇、短暫的關係和對人的擺布,而從不提供建立在個人誠實、性別平等和社會團結基礎上的真正的,親密聯繫的景象。

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特徵

1.理論的多元性

既有東方主義,又有文化帝國主義,還有民族擴張主義

2.理論內容的雜多性

關於文化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的存在也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形式,中華文明自傳說中的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歷經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等時代的醞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發達受到了當時當地的情況制約,可能現在看來很多文明的成分都已不足取,但至少這些文明歷經歲月的洗刷和磨練,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中國的應對

以中國的影視行業為例子

加入WTO,中國的市場將進一步開放,影視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在這一機遇與挑戰中,中國面臨著的決不只是影視工業經濟形態的巨大衝擊,在文化領域,也將面臨著“文化帝國主義”的巨大衝擊。這一問題,不論從經濟形態,還是從文化形態,都需要我們極其關注。

加入WTO,中國的市場將進一步開放,影視產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從中美簽署的WTO雙邊協定的內容來看,在文化領域電影業是受衝擊最大的行業之一。

中國加入WTO,已開發國家影視業,主要是美國的影視業將在以下幾個方面構築他們進入中國市場的優勢。

首先,他們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機會進入中國影視市場。國際影視文化傳播歷來是不平衡的。在歐美國家中,美國是第一影視大國。他們一是實施影視產品的單向流通,由幾個大國,特別是美國向中國流通;二是進入流通的影視產品絕大多數是娛樂性的。他們憑藉規模化經營、雄厚的財力和製作水平,借我國開放市場的機會,進入中國市場。

其次,他們利用資本優勢占領中國影視市場。國際各大傳媒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紛紛採用多層次發展戰略,加速資本的積聚與集中,迅速擴大資產規模,憑藉發達的資本市場與高新技術產業融合,使得競爭力飛快提高。

第三,他們利用高科技手段壟斷市場。國際傳媒產業的競爭演變過程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全球化的趨勢而日新月異的。

第四,利用國外大企業的優勢與我國競爭。

第五,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容易使我被動。智慧財產權保護類似一把雙刃劍,它既保護創新活動和技術進步,也會為後進國家帶來發展困境。

中國入世的本身,就是一個“與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學命題,這一命題注定了我們的影視也要在巨大的悖論中生存和發展。

面對著帝國文化的強大衝擊, 面對著美國影視全球性擴張潮流, 世界上一些有著豐厚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 特別是在影視文化上曾經創造過璀璨歷史的法國、義大利、 德國、英國……都正在覺醒中尋求著聯合。在法國的倡導下,許多國家在紛紛制定本國文化策略的同時,尋求各種方式進行文化反擊。 除去政府出台相應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補貼等措施外,甚至還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聯手行動。

首先,在影視文化觀念形態上,我們既要看到“文化帝國主義”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認識21世紀信息社會“世界文明”地圖顯示出來的文化溝通大趨勢。

其次,在影視文化傳播機制運作層面上,要儘快建立與世界影視工業接軌的市場運行體制。

第三,在影視的具體操作層面上,一定要在市場研究、影片創作、影片製作、影片發行的所有營運環節中,體現出濃郁的國際化特點。

在影視的發行中,要全面建立並運用先進、科學的行銷體系。在影視的市場運作中,如何運用市場行銷策略決定著影視的成敗。

抗禦“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影視文化的多樣性。這一意義並不僅僅是簡單地讓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影視簡單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中,用影視來促進人類間的文化交流與溝通,充分調動人類的總體智慧資源、藝術資源來應對我們面臨的生存問題。我們堅持影視文化的多樣性,就是承認每一種影視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獨到的文化形態,只有這樣,世界文化才豐富多彩,世界才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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