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續見：
中國古代有"四書五經"，幾與耶教有聖經、伊教有古蘭經相似。如果說今日學子不知"四書五經"為何物，恐怕會是件難堪的事。我們只要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得提到"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載體，更是中國歷史文化古籍中的寶典。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包含內容極其廣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四書五經》翔實的記載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最活躍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及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學思想。
歷代科興選仕，試卷命題無他，必出自《四書五經》足見其對為官從政之道、為人處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時至今日，《四書五經》所載內容及哲學思想仍對我們現代人具有積極的意義和極強的參考價值。
《四書五經》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其影響播於海內外，福蔭子孫萬代。
《四書五經》延續中華文化的千古名篇，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
一、四書——《四書五經》中的《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著作的總稱。
據稱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南宋光宗紹熙遠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
《四書五經》之《大學》：《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人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四書五經》之《中庸》：《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四書五經》之《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四書五經》之《孟子》：《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縣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
《四書五經》中的《五經》是指：
《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四書五經》之《周易》：也稱《易》、《易經》，列儒家經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應是筮官，經多人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以前的人們對自然與人聖變幻規律的認識模式，從沒有超越陰陽八卦的思維框架。相傳龍馬馱“河圖”出現在黃河，上古聖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記》又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說伏羲重卦，有說神農），並作爻辭（或謂周公）；後至春秋，又有孔聖作“十翼”之說，世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周易》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等組成。《傳》一共七種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繫辭》上下篇，《說卦》，《雜卦》和《序卦》。古人把這十篇“傳”合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於“經”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的內容。
《四書五經》之《尚書》：古時稱《書》、《書經》，至漢稱《尚書》。“尚”便是指“上”，“上古”，該書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讚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尚書》。
《四書五經》之《詩經》：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古者《詩》三千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後世影響深遠。喜歡詩詞的朋友，相信都有讀過。
《四書五經》之《禮記》：戰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於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另一種，也便是我們現在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四書五經》之《左傳》：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左丘明，清代今文經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據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管所寫）。它的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一、四書——應該說，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書》。它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著作的總稱。據稱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
南宋光宗紹熙遠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
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
清朝時代，有科舉中考的制度。四書五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禮記》、《春秋》是五經。這些都是儒教的經典。
[解題過程]
四書五經 在中國古代，有一套地位很高的書。如果熟讀這套書，就可以參中科舉考試，考得好就能做官，而不必讀其他書籍。這套書就是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是9部儒家最權威、最具代表性著作的合作。五經的稱呼形成得較早。西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地位陡然升高。公元前136年，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官職。五經指《易》《尚書》《詩》《禮》《春秋》等5部儒家經典。《易》就是《周易》，也叫《易經》。它通過八卦形式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尚書》也叫《書》或《書經》，是中國上古歷史檔案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詩》就是《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3個部分，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情況和文物制度的書。《春秋》是編年體史書，記載春秋時期的歷史。《詩經》《尚書》和《春秋》相傳都是孔子編訂的。
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4部書的合稱。《大學》和《中庸》原來是《禮記》中的兩篇。《大學》大約是秦漢之際的儒家作品，有人說是曾子所寫。《中庸》相傳是戰國時子思所作。《論語》是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行的記錄。《孟子》是戰國時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人所寫，也有人說是孟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所寫。南宋時，大學者朱熹對《論語》進行了注釋，還從《禮記》中摘出《大學》和《中庸》，再配上《孟子》，寫成一本《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四書”的名稱就這樣流傳下來。元朝時規定科舉考試必須在四書內出題，發揮題意必須以朱熹寫的《集注》為根據。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中都沿用了這種出題方法，再加上死板的八股文體，極大地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
五經】
[編輯本段]簡介
五經是儒家作為研究基礎的古代五本經典書籍的合稱，相傳它們都經過儒家創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編輯或修改。儒家本來有六經，它們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五經是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五部。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庸阝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 共40篇。頌是宮廷用於祭祀的歌詞。一般來說，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絀，詩味不多。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 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 《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檔案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作品的彙編。春秋戰國時稱《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儒家尊之為經典，故又稱《書經》。 《尚書》據說原有一百篇，秦代焚書後，漢初僅蒐集到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發現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稱為古文《尚書》，這十六篇不久亡佚。晉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從今文《尚書》中析出數篇，連同原有的今文 《尚書》共為五十八篇，也稱古文《尚書》。《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就是經過晉人手術的這種古文《尚書》。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書。《虞書》、《夏書》非虞夏時所作，是後世儒家根據古代傳聞編寫的假託之作。 《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為最早的作品，但這篇文章語言流暢，可能經過後人的潤色。《盤庚》三篇古奧難讀，較多地保留了原貌。 這是殷王盤庚遷都時對臣民的演講記錄，雖然語辭古奧，但盤庚講話時充沛的感情、尖銳的談鋒，還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說：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炪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上） 短短的一段話，用了三個比喻，貼切、生動，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條不紊”作為成語，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盤庚告誡臣下不要煽動民心反對遷都，說那樣便會“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動。 《周書》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獻。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紂時的誓師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訓告殷遺民之詞； 《無逸》是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享受之詞。這些作品敘事清晰，而且能表達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寫於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晉失敗後的悔過自責之詞，表達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這樣寫道：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 他引用古人的話指出，如果自以為是，必將做出許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說明責備別人容易，從諫如流則十分艱難，寫得相當傳神。比起《商書》和周初的文字，要流暢得多，標誌著散文在當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文章彙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韓愈謂之“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但拋開文字的障礙不談，在情感的表達上，其實是樸素而簡要的。由於發表那些言辭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語之間，具有居高臨下的自信。對於後人來說，古奧是一種特殊的美感，質樸自信，又顯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書》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漢代《尚書大傳》引子夏語，謂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也是有感於此吧。不過，這裡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 （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於禮”（《論語·泰伯》）。禮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後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註解之後，才有了“三禮”這一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蒐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彙編。由於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共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於戰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於漢初。 《周禮》一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注》，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注釋對後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 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彝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於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 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係。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處於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一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 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寫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司空在銘文中寫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職事的。 司馬則是管理軍賦的職官。司徒、司馬和司空的職權相當，合稱“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祿，司寇管刑罰，其地位僅次於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職。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屬，如屬於司馬的有師氏、虎臣和專管馬的走馬（趣馬）等等，構成專門的官僚系統和集團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澤的，管理市場貨賄的，管理貴族吃、穿、用以及娛樂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專門的官吏。這些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統治區的四面八方，分布著許多封國，所以稱為“四方”，具體地指侯、甸、男等諸侯，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權。有的大國諸侯經周王授予特權，可以調動附近的中小諸侯，從事征伐，捍衛周天子，成為方伯，方伯是一方諸侯之長，不是諸侯的封號。有些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頭銜，如周公和召公就是這樣。 所謂“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無論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後人加工的結果。 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總的說來，它是從商代“內服”和“外服”兩套官職發展而來的，不過周朝的機構更加龐大了，體制也越系統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貴族，又是宗親，三位一體，就是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構成了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體系。直至封建社會，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還有它的影響作用。《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中，被譽為諸經之首，三玄之一。《易經》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為五經之一, 計有24070字。分本經和大傳兩部分. 本經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辭, 為易有主體, 故稱為經；大傳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說卦八, 序卦九, 雜卦十, 此十者合稱十翼. 十翼為闡明易經而作, 故曰傳. 它是用八卦重疊而成的六十四卦為結構框架，把中華民族在太古時代摸索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用抽象的符號記錄下來，進一步以陰陽變化之道來分析，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通過卜卦來啟示天道，地道，人道的變化規律。
《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後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 《春秋》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祖，它以魯國十二公為序，起自魯隱公元年（前７２２），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４８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它是綱目式的記載，文句極簡短，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但它的語言表達，具有謹嚴精煉的特點，反映了文字技巧的進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相傳孔子按照自己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評判，並選擇他認為恰當的字眼來暗寓褒貶之意，因此《春秋》被後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義”的經典，是定名分、製法度的範本。並且，在史書和文學作品的寫作上，也對後人產生很大影響。史學家從中領悟到修史應該有嚴格而明確的傾向性，文學家往往體會了遣詞造句力求簡潔而義蘊深刻。當然，刻意求深，也難免造成文意晦澀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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