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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生命印記》侯仁之是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書精選了他在建國以後所撰寫的五十五篇作品，分為五個主題編排：城址起源與變遷、河湖水系、城市規劃設計與改造、景物溯源、地圖與碑記。論述精闢，文筆生動，飽含著作者對北京城的深厚感情。
序
仁之和我相識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園。我於1931年先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學。在位於適樓（現名俄文樓）一層的西南角的那間課室里，我們聽洪業（煨蓮）教授講授“史學方法”。共同的課業和志趣使我們逐漸接近，課餘有時在適樓南門外會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圖書館。從圖書館出來，仁之總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從1932年作為新生踏進燕京大學校門起，仁之在學貫中西的洪業教授極為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下，在積極開拓中國沿革地理廣闊領域的顧頡剛教授啟發下，一步步進入學術研究領域。清初學者顧炎武“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和所提倡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也深深影響著仁之的學業探索。1932年顧頡剛教授開設了“中國疆域沿革史”這門課程，探討歷代疆域和政區的演變，後又發起成立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為中心的“禹貢學會”，設在位於燕大東門外蔣家胡同3 號寓所。仁之在這裡參加過學會的活動，聆聽過顧先生的教誨。學會的同名刊物《禹貢》半月刊也於1934年3月出版，成為交流學習心得和信息的學術園地。仁之學生時期在《禹貢》上先後發表過十餘篇文章。
1935年長江中下游大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寫了《記本年湘、鄂、贛、皖四省水災》一文。由此，他開始關注歷史上水利的興修並閱讀水利史的典籍。他的學士論文便是關於清代黃河的治理，題目選為《靳輔治河始末》。在寫作過程中，他注意到輔佐靳輔治河的陳潢起了重要作用，卻被誣陷入獄、迫害致死。洪業教授了解到這個情況後，便要仁之以《陳潢治河》為題，結合現實，著文宣揚為民除害、以身殉職的陳潢，並將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參與主編的《大公報·史地周刊》上。
仁之本科畢業後的暑假，參加了禹貢學會組織的“黃河後套水利調查”。這第一次大規模野外考察，影響到他日後對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視。留校後，仁之擔任顧頡剛教授的助教，協助開設“古蹟古物調查實習班”，從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帶學生到事先選定的古遺蹟或古建築物所在地進行實地考察。仁之根據參考資料，寫出簡要的介紹文章，鉛印出來發給學生，人手一份，作為考察的參考。我每次參加，受益良多。這項工作使仁之進一步認識到野外實地考察的重要。他後來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個郊野，嘗試將文獻的考證和野外考察結合起來。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淪陷。顧頡剛教授為躲避日寇追捕，被迫離校出走。仁之轉為洪業教授的研究生。愛才惜才的洪業教授注意到仁之的學術思想開始向研究歷史時期地理學的方向發展，便著手為他安排去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的計畫，後因歐戰阻隔，未能按時成行。
1939年8月，我們在燕京大學臨湖軒東廂結婚。國難當頭，婚事不張揚，儀式從簡，只備便宴。司徒雷登校長是證婚人，我們的老師洪業教授、李榮芳教授及他們的夫人在座。從此，仁之和我相隨相伴，從二十歲時的同窗，到現在九十多歲的老伴，走過了漫長的人生路程。
仁之在洪業教授指導下完成論文《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於1940年7月獲燕京大學文碩士學位後繼續留校任教。引導仁之走上治學之路的洪業教授、顧頡剛教授、鄧之誠教授教學有方，傳業授徒，循循善誘。言傳身教之間，給學生以薰陶。仁之親炙教益，承繼治學之道和氣節操守，為日後學業和持身律己立下了根基。我師“育我之親，愛我之切”，仁之一生對此感念不忘。
華北淪陷後，為資助生活困難的學生繼續學業，同時秘密協助愛國學生離校前往解放區和大後方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司徒雷登校長任命仁之兼任“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以協助委員會主席、美籍教授夏仁德（R.C.Sailer）。輔導委員會的工作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立即被封。師生二十餘人，包括司徒雷登校長、陸志韋教授、洪業教授等先後遭到逮捕。剛剛度過三十歲生日的仁之，在天津被日本憲兵隊戴拷押至北平入獄。十一名燕京大學教員在獄中表現了堅貞的民族氣節，仁之是他們中最年輕的一個。
1942年6月，仁之被日寇軍事法庭審訊，以“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處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無遷居旅行自由。仁之只得隨我寓居天津我父母家。為避免日偽不斷上門糾纏，仁之先後在達仁商學院和天津工商學院任教，繼續寫作因被捕入獄而中斷的專題論文《北平金水河考》，並對天津聚落的起源做進一步的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作為燕京大學復校工作委員會五名成員之一，仁之立即回校接管燕園，清查校產，籌劃復校。五十六天后燕京大學復學。仁之奔波在京津之間，同時在燕大和天津工商學院任教，已無暇寫作。
1946年8月，按照七年前洪業教授已為他制訂的計畫，仁之負笈遠行，乘船前往英國利物浦大學，就教於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達比（Henry Clifford Darby）。當年書信往來走海運，總要兩三周的時間，真是家書抵萬金。仁之在給我的信中這樣描述他第一年的緊張生活：“我現在每周換三個人：第一個 ‘我’是大學一年級的fresher，從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學校讀書上課，做製圖實習；第二個‘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從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與晚間，在宿舍做個人的研究工作；第三個‘我’是《益世報》的駐英通訊員，星期六讀一周報紙雜誌和做參考筆記，星期日用整天寫通訊。”仁之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轉換。隨課業的深入，達比教授的學術理論及其對當代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實踐，使仁之愈受啟迪，並進入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1947年7月 5日，仁之接我信後感觸甚深，前往書店購得《普通製圖學》（General cartography）一冊，題簽以志紀念：“今晨得瑛來信對於治學為人多所勖勉。有‘大學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學有識的人才，兼而有之者惟洪師也……願我臨學成歸來繼續努力，有如大學者之終身孜孜不息，當以國際最高學術標準為標準，勿為目前侷促狹窄眼光所范限’等語。”（按：侯仁之稱張瑋瑛為“瑛”，張則稱侯為“臨”，因其小名為“光臨”）仁之愈發努力，傾注三年心血，對數年來積累的有如“磚頭瓦片”般的資料和思考重新加以審視、提升，從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構建寫作了論文《北平的歷史地理》。1949年夏，仁之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原本保存在利物浦大學圖書館，仁之隨身攜帶副本回國。雖然歷經半個世紀滄桑和“文革”抄家的劫難，文本居然保留至今而大體完好。
仁之獲得博士學位後，趕在9月27日，新中國成立前三天，回到了祖國，並立即以滿腔熱情投身到祖國的文教事業中。1950年7月，他發表了回國後的第一篇文章《“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當時仁之在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地理學，又應梁思成教授之邀在清華大學講授“市鎮地理基礎”課程，兼任清華大學建設系教授。由梁思成教授推薦，1951年4月，政務院任命仁之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這使仁之得以立即展開首都都市計畫中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區的地理條件和發展過程的實地考察，提交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一文。此時，仁之產生了編纂《北京歷史地圖集》的構想，並得到梁思成的鼓勵和支持。1951年5月，梁思成教授親自給中國科學院寫信，申請為仁之配置一名專職繪圖員，以協助他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撤銷，北京大學遷入燕園。仁之任教於北京大學，又擔任了繁重的行政工作。1951年，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平日我住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近代史所的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家。那時，仁之雖然年富力強，但長期負荷繁重，使他患了三叉神經痛，痛得不能入睡，不得休息。不過，只要有些緩解，他就又忙起來。白天的課程、會議、社會活動總是排得滿滿的，只能擠晚上的時間寫作。當時，我們住的燕南園沒有接通學校的暖氣管道，各家各戶靠自己燒煤取暖。在樓上靠近樓梯口的地方，我們支起一個很高的洋鐵皮爐子，燒煤塊加煤球，火力很大，樓上各房間的供暖都靠它。仁之很會“伺候”這爐子，自己添煤、捅火、鏟灰，控制火候。晚上，先把孩子們住的房間門打開，讓暖氣進去。等孩子們睡了之後，仁之再把各房門關上，讓熱氣集中在樓道里。夜深人靜，坐在樓道角落的一張小棗木桌前，攤開紙筆，文思流暢，時常到午夜或凌晨才擱筆。
圍繞著古代北京的地理環境、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選擇、歷代水源的開闢、城址的變遷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與規劃設計等方面，仁之熱情飽滿地寫了大量文章。50年代初嶄新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水的需求急劇增長，仁之深感水源的開發是北京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問題，撰寫了《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昆明湖的拓展，十三陵水庫及官廳水庫的建設使仁之興奮不已，不但屢到現場，還寫了多篇短文歡呼水源的開闢，謳歌戰鬥在水庫工地上的英雄們。
由於西北沙漠地帶的擴大和蔓延日益嚴重，如何治理改造沙漠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58年10月，國務院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召開“西北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仁之代表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出席，會後組織多學科力量投入沙漠考察。從1960年到1964年，除教學和行政工作外，他年年暑假都帶領學生和年輕同事進沙漠。1960年夏赴寧夏河東沙區，1961年夏赴內蒙古烏蘭布和沙漠，1962年夏赴內蒙古及陝西榆林地區毛烏素沙漠。1962年底，由國務院農林辦公室領導的治沙科學研究小組，考慮用十年時間（1963—1972）完成從內蒙古西部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構想。仁之根據這個計畫，1963年夏再赴內蒙古烏蘭布和沙漠，1964年夏又赴陝西榆林地區及毛烏素沙漠。那幾年正處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在北京，糧食、油、糖定量，進西北荒漠條件更是艱苦。仁之憑著自己身體底子好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始終鬥志不減。一次乘坐的吉普車出事故翻進溝里，插在胸前口袋裡的兩支鋼筆都折斷了，他萬幸沒有受傷。白天冒酷暑出沒沙丘，晚上和當地的老鄉交談。在旅途中隨手寫下的《沙行小記》及《沙行續記》是那一段經歷的生動記錄，充滿了樂觀與豪情。平日菸酒不沾的仁之，為了表示對當地習俗和地方領導的尊重，還在主桌席上敬酒回酒，直到主人和賓客一個個醉倒被攙扶而去，他還能應付自如——這還是最近我從當年隨他進沙漠的學生那裡聽到的。
1966年6月“文革”開始，仁之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批鬥、抄家、關押，遭受到人身迫害和種種不公正待遇，我也受到牽連。1969年仁之從“牛棚”出來，又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勞動兩年，我隨社會科學院去了河南“幹校”，孩子們在北京。那三四年的時間裡，全靠寫信寄包裹傳達互相的惦念，每封信都是在三地之間轉一圈傳閱。仁之很惦記我下到“幹校”後出現的心絞痛毛病。直到1973年我從河南息縣回來，我們才得以團聚。那時的我們，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
從江西回來後，仁之繼續受監管在校內勞動，不過多少可以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時間了，他迫不及待地拾起中斷的研究。“文革”後期，“四人幫”的政治蓄謀加緊實施，四處發展勢力網羅人才，學校的知識分子也不能倖免。1974年初，仁之還在勞動著，突然接到通知，緊急集合上火車，也不知道要去哪裡。下車後才知道是到了江青樹立的典型——天津小靳莊。幾天后返校又被召去開“座談會”。仁之警覺到情況不好，想走。我們對於江青在“文革”中歷次來北大的所作所為非常反感，每每議論總以“三點水”代其名。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局面，不願從命，然而又脫身不易。仁之進城去看我們信賴和尊敬的燕京大學學長翁獨健。獨健先生已從旁知道仁之被點名去了小靳莊，對他說了一句話：“三十六計，走為上！”正好這時有報導，邯鄲在戰備“深挖洞”時發現地下城牆夯土和戰國時期文物，北大地理系的師生要前往“開門辦學”。仁之藉此機會立刻出走，及時避開了“四人幫”的糾纏。那兩年，他大部分時間在河北和山東。雖然還戴著“有問題”的帽子，但是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機會，於是他便全力以赴，先後對邯鄲、承德、淄博三座城市做了實地考察。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仁之在承德。趕回北京後，看到由於餘震，人們都在戶外露宿，仁之便在院子裡一棵大槐樹下支了個棚子，架起一條水泥板當桌子，即伏案工作起來。
“文革”結束後，教育界和科研系統同樣是百廢待興。1972年，仁之從江西鯉魚洲回校後半年，曾寫了一份意見書，正式提出希望能有機會繼續進行西北沙漠歷史地理考察。因為如果按照1962年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治沙小組當初的構想，1972年本應是完成西北沙漠十年考察的時候。然而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的意見書根本無人理會。直到六年後的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仁之才得以重整行裝，奔赴十多年來一直不能忘懷的大西北沙區。當6月4日火車奔駛在包蘭線上，仁之在隨筆《塞上行》中興奮地寫道：“科學的春天終於來到了。浩蕩的東風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區的征途。”這次他參加科學院沙漠綜合考察隊，對從內蒙古西部到甘肅的河西走廊古陽關一帶沙區的成因和治理做了綜合考察。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使仁之更加堅定：“歷史地理工作者必須勇敢地打破舊傳統，堅決走出小書房，跳出舊書堆，在當前生產任務的要求下，努力開展野外的考察研究工作。”
從大西北沙區回到學校，仁之迎來了“文革”以後的第一批研究生，立刻帶領他們去安徽蕪湖進行歷史地理與城市規劃的專題研究。在1978年北京大學慶祝建校 80周年的“五四科學討論會”地理系分會上，仁之提交了論文《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為結合生產實際，力求解決現實問題，建議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研究選擇北京地區作為基地，從歷史時期北京附近河湖水系的變化入手，探討區域環境演變，同時繼續西北乾旱區歷史地理考察。
北京是仁之心中的“聖城”。仁之說，他對北京“知之愈深，愛之彌堅”。他寫了多篇學術專題論文和科普讀物介紹古都北京，闡述北京作為帝王之都的規劃設計有其鮮明的帝王至上的主題思想，在進行舊城的改造和城市規劃建設中，應以新的主題思想“人民至上”取代，既要繼承歷史文化傳統，又要有所創新，體現人民首都的新面貌、新格局。
1980年起，仁之利用出國開會講學、做學術研究、進行文化交流的機會，向國外宣傳介紹中國，介紹北京，介紹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在此期間，仁之從美國同行中獲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情況。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委員會於1976年正式成立，而我國還沒有參加這個公約。回國後，仁之立即為此事多方奔走。1985年4月，在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仁之起草，徵得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三位委員的同意，聯合簽名向大會提交了“建議我政府儘早參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提案。起草後，仁之隨即在《文物》上發表《萬里長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政府能早日批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並爭取參加世界遺產委員會。”提案送交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後獲得批准，中國成為了公約的締約國，從1987 年起開始進行世界遺產申報工作。
1993年，北京鐵路西客站工程破土動工。最初有選址在蓮花池的意見，後來主樓東移，使蓮花池得以完整保留。仁之一直惦記著蓮花池。在主體建築基本完成後，就要親自去看。我陪他去，那時還沒有安裝電梯，扶著他爬樓梯一直到頂，看到的是個乾涸的蓮花池底，而且已經成了堆放建築材料的大倉庫。蓮花池的命運使他非常擔憂，他立刻寫了《蓮花池畔再造京門》一文，建議進一步開發蓮花池的水源。在北京城裡，另一處令他縈繞於懷的地方是什剎海。沒有當初的什剎海，就沒有北京城南北的中軸線及沿中軸線的整個城市布局。仁之說，什剎海及其周圍一帶，是老北京最具有人民性的地方；作為新時代文化生活活動中心，什剎海的開發應該提到全城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加以考慮。他一次又一次去什剎海、匯通祠、鐘樓、鼓樓、後門橋一帶，對這一地區的改造給予了深切的關注。
1993年，仁之再次講授全校選修課《北京歷史地理》，作為一生教學的“結業式”。隨後，便在暑假帶領學生去內蒙古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衝垮了路基，火車只到京郊懷柔就返回了。最後一次野外考察就這樣結束了，那一年，他八十二歲。
算起來，從1936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仁之工作生涯中的第一個三十年。“文革”開始，全部工作戛然而止，他抱憾不已。而經歷了這場劫難之後，仁之又獲得了生命中的第二個三十年，他對此無比珍惜。他本是勤奮之人，他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濟南齊魯大學出版的刊物《魯鐸》上，那是1929年他中學時代的習作。自此，除了特殊境況，他幾乎每年都有文章作品發表。然而一生寫作的高峰期竟是在七十幾歲，從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間，他發表文章百篇之多。年過八十，仁之更以“不待揚鞭自奮蹄”自勉。他的習慣是，清早三四點起床之前，把想到的當天要做之事扼要記在小卡片上。這些“卡片”其實就是剪開的厚信封或是藥品包裝盒，只要背面是淺色的即可。他的枕頭下總有這些筆頭和紙片，“一日之計在於晨”正是藉助了這些“卡片”。到中午時分，他有時會說上一句：“我已經工作了八小時了。”在複印和掃描技術未出現和普及的年代，仁之在完稿之後，總要繕寫謄清一遍。如果再有修改，就再抄一遍。這很費時間。以前他自己做，後來我幫他做。不僅抄寫，我也幫他在內容上“把關”，幫他整理保管校對，查找圖書館資料。當然我還是他的“收發室”，處理來信，去郵局寄稿，事情總是排得很滿，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趕工。在我看來，這第二個三十年中，他幾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補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續到近九十歲。
十年之前，一個已有秋意的黎明，仁之和我在天光雲影中，攜手漫步在未名湖邊。對於身旁的他，我想到了四個字：勤奮堅毅。正是由此，我佩服他。近年來，走路困難加上視力衰退，不能出遠門，他的目光回歸到了早年學術道路的出發地，圍繞海淀和燕園，完成了《未名湖溯源》、《海淀鎮與北京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理關係和文化淵源》等論文。現在，他再不能像以往一樣地投入工作了，失卻了生活的重心，使他傷感。有幸的是，我們仍然還在燕園，從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來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輪椅上去看他心愛的未名湖，享受著它那獨有的美。
張瑋瑛
2007年12月於北京大學燕南園
內容簡介
侯仁之一生致力於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從河湖水系和地理環境入手，系統地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形成、發展、城址轉移的過程。本書精選了他在建國以後所撰寫的五十五篇作品，論述中飽含著作者對北京城的深厚感情。
本書介紹了近代以來，北京都市空間的拓展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舊城為格局，呈圓形擴展，而談到保護，也每將舊城如生日宴席上的蛋糕般供奉或移出。
本書正視北京都市空間劇變的現實，將其作為一人整體，縱向均衡切分成西、東、中三大塊，選出18個區域進行觀察，分析區域空間的內在邏輯，提示北京都市空間的獨有魅力。
作者簡介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山東恩縣人，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
圖書目錄
序 張瑋瑛
城址起源與變遷
北京城的沿革
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
說薊
說燕
現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誰建造的？
北京城和劉伯溫的關係
北京城的興起——再論與北京建城有關的歷史地理問題
關於京東考古和北京建城年代問題
河湖水系
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
北京歷代城市建設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
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
明陵的水文
從豐沙線到官廳水庫
北京城最早的水庫昆明湖
蹤跡高梁河
戾陵遏與車箱渠
頤和園話舊
北京地下湮廢河道復原圖說明書
規劃、設計與改造
元大都城
北京舊城平面設計的改造
論北京舊城的改造
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兩個基本原則
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里程碑
評西方學者論述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四例
天安門廣場：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
北京紫禁城在規劃設計上的繼承與發展
從蓮花池到後門橋
從北京城市規劃南北中軸線的延長看來自民間的“南頂”和“北頂”
海淀鎮與北京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理關係與文化淵源
要真實、要發展——關於城市古建築遺址的利用與開發問題的一封信
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
景物溯源
海淀附近地區的開發過程與地名演變
記燕園出土文物——有關地望考證的墓誌石
未名湖溯源
記米萬鍾《勺園修禊圖》
圓明園
暢春園的新篇章
北海公園與北京城
什剎海與北京城址的演變
要看到建設“濱河公園”的歷史意義
保護和力求恢復後門橋的歷史面貌
亮出白塔功德無量
盧溝橋與北京城
地圖與碑記
《北京歷史地圖集》前言
《北京歷史地圖集》二集前言
記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雍正北京城圖——補正《北京歷史地圖集》明清北京城圖
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碑記
明北京城城牆遺蹟維修記
白浮泉遺址整修記
什剎海記
北京城東南角樓記
金中都城魚藻池遺址簡介
北京建城記
北京建都記
書摘
北京城的沿革
北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從她的起源算到現在，至少也已經有三乾多年。今天她已經成為我國六億五千萬人民政治生活的中心，在我們的憲法中莊嚴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北京最初見於記載的名稱叫做薊，以薊作為中心而最早興起的一個奴隸制國家就是燕。根據古代傳說，薊或燕國是周武王伐紂滅商以後所分封的。但是分封的事實，傳說不一，經過研究，我們知道北京最初居民點的發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經開始了，這是和燕的興起分不開的。燕乃是隨著地方生產的發展而自然生長的一個奴隸制國家，並不是從周朝的分封所開始的，而城市的誕生，正是奴隸社會發展的標誌。現在可以肯定地說，遠在周武王伐紂滅商之前，燕國已經存在，它是殷商北方的一個屬國，這是三千多年以前的事。又過了幾百年，到了周朝末葉的戰國時代，燕國和一些鄰國一樣，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時期，而且也逐漸強大起來，終於崛起北方，爭霸中原，號稱七雄之一。這時史書上已經有明文記載說：燕國的都城叫做薊。薊，就是現在北京城最初的前身。
從薊城發展的初期來說，她的地理位置是相當優越的。她建築在一個面積不大的平原上，這就是今天所說的北京小平原。北京小平原三面有重山環繞，只有正南一面開向平坦遼闊的華北大平原。不過在古代，有一大片沼澤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東南一帶，因而成為從北京小平原通向華北大平原的極大障礙。幸而西南一角，因為接近太行山的東麓，地勢比較高，通行也比較方便，因此就成為當時北京小平原南通華北大平原的唯一門戶，而薊城又正是出入這一門戶的要衝。其次，薊城背後，在三面環抱的重山中，有一些天然峽谷，形成了南來北往的通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西北角的南口（現在北京城西北大約一百里），一是東北角的古北口（現在北京城東北大約二百里）。通過南口，經過口內的居庸關、八達嶺，然後穿行一系列寬窄不等的山間盆地，可以徑上蒙古大高原。通過古北口，越過高低不同的丘陵和山地，又是通向松遼大平原的捷徑。這樣北京小平原就成為山後地區和廣大平原之間南來北往所必經的地方，而薊城正是其樞紐。
由於在南北之間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薊城在秦始皇兼併六國、第一次在我國歷史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封建制國家之後，成為這個統一封建制國家東北方的重鎮。這一情況，從公元前3世紀起一直到唐朝末葉，前後大約一千年間，可以說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在這期間，宇內昇平的時期，薊城常常是漢族與東北少數民族互通有無的貿易中心，是國內有數的商業都市之一。關於這一點，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曾有過極好的描寫。他說薊城地區，物產豐饒，又地居漢族與東北各少數民族之間，是南北貨物交流的中心，因此就成為北方一大都會。但是另外的一種情形是：每逢一些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封建統治者肆意孤行的時候，又常常利用薊城在交通上的優越地位，作為經略東北的前方基地。例如隋煬帝、唐太宗就是很好的例子，隋煬帝和唐太宗不但都曾親自領兵來到過薊城，而且還都在北京城的歷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跡。7世紀初，隋煬帝開運河，南起江都（現在的江蘇揚州市）北到薊城（當時是涿郡的治所），這就是後來所謂南北大運河開鑿的先聲。其後又過了幾十年，唐太宗駐兵薊城，曾在這裡修建了一座大廟叫做憫忠寺。這憫忠寺就是現在北京法源寺的前身。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外城廣安門大街以南看到這座規模宏大的廟宇。
晚唐以後，東北方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過去默默無聞的好幾個少數民族，不但先後崛起，而且連連叩打漢族的門戶，首當其衝的就是薊城。這時薊城因為是幽州的治所，所以又叫幽州城。幽州城因為上述的原因，就成了漢族一個重要的邊防中心。由於唐朝的沒落，其後相繼而來的是五個小王朝——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五代。
五代時期，幽州及其附近地區，落入東北少數民族之一的契丹人手中。契丹興起於今日西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附近的山區，在它一旦占據了幽州城之後，就立即在這裡建立陪都，改稱南京，並作為進攻大平原的一個據點。這就是歷史上和北宋對峙的遼。
遼雖然改稱幽州城為南京，但是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到了興起於松花江上的女真人建立了金朝並代替遼而占據了幽州城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女真人第一次把都城從松花江上遷到了幽州城，並把幽州城正式改名為中都。
金不但在這裡建都，而且還進行了城市改建的工作，首先是把大城的東西南三面加以擴展，其次又在城內中部的前方修築宮殿，工事非常豪華。中都城擴建之後，面積大為增加。大城中部的前方是內城，也就是皇宮，皇宮內外還有苑林的點綴。至於內城北面，也就是大城北門以內，則是全城最大的市場。當時人曾經記載說“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其規模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中都城的擴建，工程相當浩大，相傳當時徵調的民夫多至八十萬，參加的兵工也有四十萬。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下令修建中都城的，雖然是少數民族所建立的一個王朝的統治者，但是參與設計和施工的卻都是漢族工匠，而且建築規制也都是參照漢族都城的傳統和地方固有的特點而進行的。甚至所用的建築材料，除去來自真定府的“潭園”木材之外，據說還有從北宋都城汴梁拆運而來的門窗等件以及“艮岳”（所謂“艮岳”，也叫萬歲山，是宋徽宗在汴梁城內東北角用人工培築的一座假山）上的太湖石。
中都城在擴建之後不到一百年，就被破壞了。特別是建築最為豪華的宮城，竟至蕩然無存。這是因為，蒙古騎兵於1215年突破了南口一帶的天險，沖入了中都所在的小平原，殺進中都城來。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在這裡建都的長遠打算，因此不免大肆搶掠一番，然後縱火焚燒，可惜一代豪華的宮闕，竟然付之一炬。史書記載說，當時大火焚燒，斷斷續續，時燃時熄，前後蔓延了一個多月。劫後中都的殘破，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在中都擴建之前，北宋的人嘗稱它作“燕京”，也叫做“燕山府”。中都被毀之後，蒙古又在這裡設定了“燕京路”，因此燕京一名，始終沒有廢棄。此後又過了四十多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懷抱著消滅南宋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在1260年，從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和林來到了燕京。但是燕京城中金朝宮殿已遭破壞，戰亂以後的蕭條情況，自在意中。因此，忽必烈到達之後，並沒有住在城中，而是“駐蹕燕京近郊”。在忽必烈第一次到達燕京後的第三年，他宣布定都燕京，正式恢復了中都的名稱，並且開始動工興建宮殿城池。又過了四年，一座規制宏偉的新都，終於落成，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都城。忽必烈在這裡正式定都之後，隨著也就改立了一個新的國號，叫做元。
不過元大都城並不是在金中都城的舊基上建造的，如果說金中都城乃是在北京最早的一個城址上所建立起來的最後而且也是最大的一座大城，那么元大都城則在另外的一個新址上，為現在的北京城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初到燕京的第二年，他曾下令修繕一片湖水中的一個小島，名叫瓊華島。1264年再修瓊華島。1265年工匠們用一整塊玉石雕刻了一個大酒缸，起名叫做“瀆山大玉海”，獻給忽必烈使用。忽必烈很高興，就下令把它放在廣寒殿里。次年又製成了一隻雕刻精美的臥床獻給忽必烈，起名叫做“五山珍御榻”。這隻臥床，也被命令放在廣寒殿。史文里明白地指出了廣寒殿在瓊華島上，同時這一年又三修瓊華島。1267年，還在廣寒殿中另外建立了一座玉殿；新都也就是在這一年落成。
這瓊華島就是現在北京城裡北海公園的白塔山。現在，這裡已經是北京城內遊人必到的一個風景中心；但是在金朝，這卻是中都城外離城不遠的一座離宮。這座離宮幾百年來雖然歷經滄桑，文物建築大半已經蕩然無存，但是宮中的瓊華島卻被一直保留到今天，不過現在的人們一般不再管它叫做瓊華島，只是叫它做白塔山了。山上白塔的位置大約就是當年廣寒殿的舊址，至於白塔的建築年代還要晚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被忽必烈下令放置在廣寒殿中的瀆山大玉海，還一直被保留到今天。這確是一件可貴的藝術品，是由一整塊黑質白章的玉石雕刻而成：俗稱玉瓮，瓮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周圍一丈五尺，周有浮雕，刻工精美。這隻玉瓮，雖然經歷了幾百年來的無數滄桑，卻依然完好無恙，現在被放在瓊華島南面的團城裡，供人覽賞。我們現在走上團城，在蒼松翠柏間的一座小亭子下面，看到眼前這件富有歷史意義的藝術品時，不僅應該欣賞它雕刻的精美；更應該想到：當這件藝術品最初被放在瓊華島上的時候，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座北京城還沒有誕生哩。
現在值得追問的是這座離宮又是怎樣一個來歷呢？
原來這是中都城東北郊外一片天然的湖沼，經過歷代勞動人民的經營，開闢了一些水田，因而呈現了北方少有的江南景色。遼都南京的時候，也許在這裡有些修建，已經難以詳細考查。到了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就在這裡正式建築了一座離宮，起名叫做大寧宮，後來又改稱壽安宮和萬寧宮。可能就是在這次修建離宮的過程中，原有的湖沼又被大加疏浚，並把掘起來的泥土，堆築成湖中的瓊華島，相傳瓊華島上所用汴梁城內艮岳的太湖石就是這時候堆砌上去的。
在金朝，這座離宮的建置想來也是十分可觀的，全面的敘述雖然沒有，但是從片斷的記載里，也可知道個大概。例如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的本紀里，就有下面這樣一條說：“三月丙申，如萬寧宮。五月，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大概是萬寧宮裡搞得太奢華了，所以才有這樣一道命令。不管怎樣，萬寧宮總是金朝帝王經常游息的地方，這在歷史上是有很多記載的。到了l215年蒙古騎兵突破南口，直圍中都的時候，萬寧宮因為還在東北郊外，所以竟成為當時城下戰場的後方。因此，儘管中都城——特別是內城宮殿遭到了破壞，而在城東北幾里路以外的萬寧宮，卻僥倖保全下來。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所以後來忽必烈初到中都城，就沒有住在城裡，而是住在了城外離城不遠的萬寧宮。幾年之後，就又環繞著萬寧宮，建築起大都城，這就為現在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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