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劉文彩（1887年－1949年10月17日），中國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人，著名的大地主，軍閥劉文輝之兄。其地主莊園（安仁劉氏莊園）至今保存完好，並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在改革開放後多傾向於認為，劉文彩在當地事實上發展了西康地區經濟，並為西康的初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西康省在劉文彩發達的時期受到了大額捐助，是西康至今為止發展最快的時期。文革時期對劉文彩的宣傳大都為誇大以符合當時政治宣傳之說。
人生經歷
劉氏莊園劉文彩，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劉家墩子。1921年，其弟劉文輝當川軍旅長，駐紮宜賓，劉文彩先後被委任為四川菸酒公司宜賓分局局長、敘南船捐局長、川南護商處長、川南禁菸查緝總處長、川南捐稅總局總辦、敘南清鄉中將司令等職。劉文彩有了財權和軍權，即在川南橫徵暴斂，僅敘府一地開徵的項目就有四十四種之多，什麼花捐、廁所捐、鋤頭捐等等，無奇不有。從樂山到敘府一百餘公里就有強收護商稅的關卡三十餘處。他強迫農民種罌粟，繼而收煙苗稅、煙土稅、經紀稅、紅燈捐，對不種罌粟的農民，就收懶稅，使川南人民飽受其害。
1927年，劉文彩派兵捕殺了屏山縣領導六千農民抗煙厘捐的農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徐經邦；1928年3月，劉文彩派軍警特務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區委書記李筱文和敘府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勛，並鎮壓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屠殺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鎮壓了川南工農革命軍，殺害革命軍領導和戰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製造了震驚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員梁戈、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孔方新等五名黨的領導幹部殘遭其槍殺。
1931年夏，劉文輝與劉湘叔侄為爭霸四川，矛盾日趨惡化，劉文彩派刺客去重慶暗殺劉湘未遂，更激起劉湘對劉文輝、劉文彩的憤恨。11月24日，劉湘派飛機轟炸宜賓，劉文彩倉皇逃命，出逃前，他用勒索軍費的命令，僅兩天就在宜賓城內收刮二十萬銀元，連同他過去掠奪的金銀財寶，共裝了四千五百餘個大木箱，用二十隻船運回大邑家中。1933年夏，“二劉”戰爭以劉文輝敗退雅安而結束，劉文彩脫離軍政界回老家安仁鎮，他用蓋有關防的空白官契在華陽、新繁、溫江、崇慶、大邑、雙流、邛崍等七縣，採取霸占民田、買“飛田”、吃“心心田”、買“官田”等手段，豪奪田產一萬二千餘畝，還有銀行字號22處、當鋪5個、街房684間、碾子10座、公館29個，家藏大量金銀珠寶。從此，他開始過起了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生活：農民租種他的一畝田，先要交二斗黃谷作押金，由於通貨膨脹，押金往往貶值，他便採取奪田另佃或換訂新約的辦法要佃戶重交押金；他還特製量斗，用大斗進、小斗出的辦法，在農民交租、購借糧時進行盤剝。劉文彩妻妾成群，還強姦女青年多人。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鎮家的有六個，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媽、丫頭、僱工就有六七十個，這些人飽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劉文彩豢養了一連的武裝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濫殺，就連自己的親戚、劉文輝夫人的族侄楊炳元，也因醉酒後對他評頭論足，而被他派人槍殺於雅安鬧市。為了擴張勢力，劉文彩於1941年建立了袍哥組織公益協進社，各地的袍哥大爺、惡霸地主、土匪頭子趨炎附勢，在他的卵翼下為非作歹。
從1947年7月開始，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蔣軍節節敗退，解放軍已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這時，早已聯共反蔣的川軍將領劉文輝，更加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立場。而劉文彩這個土豪惡霸卻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殘殺共產黨人和殘酷剝削、鎮壓人民民眾的罪惡歷史，改惡從善，反而一意孤行，繼續在大邑一帶稱王稱霸，與共產黨人作對。劉文彩曾企圖利用肖汝霖組織的大邑青年會來與陳少夔爭霸，當發覺不能駕馭時，就斷了對青年會的支持。後來，劉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裝拿走了他的武器，並在寶興縣山區擊潰了他所豢養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隊伍，便開始預謀對地下武裝進行瘋狂的血腥鎮壓。
1949-10月，病危回安仁鎮途中，在雙流縣地界病死。
家族譜系
據劉氏族譜記載，大邑劉氏開山始祖劉應良系安徽徽州人，明朝嘉靖年間移民入川。
到了第七代孫，劉宗賢中舉，名聞鄉里，
其生三子：劉公晶、劉公敬、劉公贊。
劉公敬有四子，長子劉文綱生三子：劉湘、劉元樹、劉元職。
劉公贊生六子：劉文淵、劉文成、劉文遠、劉文昭、劉文彩、劉文輝。
當年劉文輝率部起義時，劉氏家族只有“四川王”劉湘的夫人帶著一兒一女去了海外，據說其兒子劉繼殷現居洛杉磯。
劉文輝之孫劉世定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導師；另一個孫子劉世昭現居北京，任某雜誌社主任攝影師。
劉文輝大哥劉文淵之子劉元璪曾在成都青白江區政協任職；他的長子劉世垓，是河南一個大學的教師。
劉文輝的三哥劉文遠之孫劉世傑，80歲左右，退休前在西安交大當教授。
劉文輝四哥劉文昭之子劉元樹已80歲，退休前是西南民族學院教授。劉元樹之子劉石是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劉文輝的四孫劉世昕原是中國國家隊籃球運動員，廣州當教練。孫女劉世旭原是女子桌球運動員，現當教練。
劉文彩之孫劉小飛及其兩個妹妹都在隆昌縣石油系統工作。
兒子
劉元龍，劉元華，劉元富，劉元貴（劉文彩按“龍華富貴”給其兒子取名）
觀收租院
劉氏莊園劉氏祖居只是一個普通的農家院落。前院是一個曬壩，兩邊栽著一些農村常見的花草。裡邊的房子是一個四合院的布局，房子也並不高大，連殷實人家也算不了。劉文彩父母的寢室，堂屋，佛堂，灶房都還按原樣保留著，特別是灶房，就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樣。灶房前後開門，靠前門排著幾口柴灶，鍋也在，鍋里有些積水，像是上頓飯吃過後沒有用抹布把鍋擦乾。灶口放著一根又寬又矮的長凳子，那是燒火人的座位。要是從房頂的檁子上再吊下來一個陶製茶壺，懸在灶口上，那就更符合解放前農村的生活場景了。
老公館就大不一樣了，這是劉文彩花巨資陸陸續續修建起來的。劉文彩通過兄弟劉文輝的關係，在敘府做投機生意，擔任菸酒專賣局局長，同時兼任十幾個公職，掙到了大筆錢財。他最後回到大邑安仁鎮，投資土地，據1949年香港某報統計，在四川的大地主中，劉文彩排名第33位，共有8091畝土地。土地多了，肯定要請長工，劉家的長工每天吃飯時都有四五桌，也就是40人左右。長工們一個月打兩次牙祭，生活還過得去。農民種劉家的田，當然要交租，數量大概是收成的一半。遇上收成不好，農民還可找劉文彩協商，可以緩交，也可以讓點 。農民去交租時，劉文彩都要求吃了飯再走。這些信息，都是鳳凰衛視的記者採訪當事人得來的，我相信鳳凰人一定是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來做這期節目。
可是這些信息，和老公館所表現出來的場景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泥塑群像《收租院》，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收租院》 受到極高的評價，受到各級媒體的關注，甚至到國外展出過。《收租院》泥塑與音像製品讓一代中國人為之流淚，藝術作品營造的氛圍讓任何人站在它面前也會忘記懷疑。據“地主莊園博物館”老館長介紹，《收租院》作品公開展出後，全國各地遊客絡繹不絕。每天需要排四路縱隊買門票。在泥塑群像前，遊客打堆堆，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每天閉館後都要撿到許多雙鞋子，這種場面當然是文革時候。
〈〈收租院〉〉的創作過程大致是這樣的：首先收集地主剝削農民的文字材料，確定交租，驗租，風谷，過斗，算賬，逼租，反抗幾個片段，接著請縣川劇團排演，定格動作，製成照片，然後請農民模特實地做動作，最後由美工人員製成與真人等大的泥塑作品。從創作過程看，體現了“文藝作品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則”，作品生動形象的表現了舊中國農民飽受的苦難和地主及其走狗的窮凶極惡，讓人看後義憤填膺。
最離奇的當然是地主莊園中的水牢了，遇上交不起租的農民，劉文彩就會把他們關在水牢里。水牢里的水齊腰深，身體壯實的農民在水牢里關押幾天，不死也要脫層皮，簡直是人間地獄。誰坐過劉家水牢呢？只有一個叫冷月英的女人，她說自己因為欠劉文彩5斗2升租子，坐了9天水牢。至於具體時間嘛，一會兒是1937年，一會兒是1943年。在文革中，冷月英成了紅人，專門做憶苦思甜報告，到1977年，作報告1000場，聽眾達到1百萬人次以上。
可是真實的水牢是不存在的，那是政治宣傳的需要。我們現在就站在了傳說中的水牢前，這是一個地下室，黑幽幽的，兩扇門板足有六厘米厚。我使勁地一推厚實的板門，吱呀一聲，板門緩緩地呻吟著開了，那聲音似乎在訴說著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水牢實際是劉文彩儲存鴉片的地方，上下兩層，上層放煙土，下層常年蓄水，目的是保持煙土的濕潤。
政治符號
1988年，“地主莊園博物館”經過權衡利弊，本著尊重歷史的原則，摘掉了水牢的牌子。可是在中國一代老百姓的腦海中，劉文彩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再也抹不掉了。
劉文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問自己。他是一個大地主，擁有近萬畝土地，有五個老婆。可是他又被稱為“劉大善人”。他告誡人們：什麼三民主義，不如多學三門手藝。他在安仁鎮上修街道，修鋪面〈前面商鋪，後面住家），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從而活躍了安仁鎮的商業活動；他出資修建“文彩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在修學校的過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監督，檢查質量。他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來任教，減免貧困生的學費，絕不干涉學校的教學活動。……
劉文彩就是這樣一個恪守中國傳統的鄉村士紳，樂善好施，造福鄉鄰。雖然他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些血腥，但是他還不至於成為一個人人喊打的惡霸大地主。劉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就更不用說了，劉湘是抗日名將，病死在抗戰途中；劉文輝解放前率部起義，直接打亂了蔣介石以四川為基地，進行反攻的布局，其人建國後官至林業部長。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婚姻狀況
劉文彩一生中，有過五位妻妾。髮妻呂氏，正室楊仲華，姨太太凌君如、梁慧靈、王玉清。
劉文彩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髮妻呂氏，出身於大邑縣三岔鄉的一個普通農家，有著一般勞動婦女的吃苦耐勞和善良豁達，把劉文彩的小小鵲巢拾掇得井井有條。劉文彩也才能一門心思地到處奔波。呂氏初進劉家，劉家還遠遠談不上富足。老么劉文輝是全家最後的希望、重點培養對象，但上學時仍靠泡菜冷饃填肚皮，每月只有幾文錢零用。呂氏看在眼裡，憐在心頭，常用私房錢接濟劉文輝。
劉文輝、劉文彩從來手足情深，呂氏功不可沒。但呂氏不幸應驗了“好人不命長”的箴言，未滿三十歲便一命歸西；稍後，一對兒女也相繼夭折。
三年之後，即1917年，劉文彩與楊仲華締下白首之盟。楊仲華是大邑縣三岔鄉東升村農民楊登友之女， 嫁到劉家時剛滿十七歲。楊氏身高1．60米左右，年紀和身材都比劉文彩小了一大截。但她全無小妻的玲瓏柔弱，性格剛強，風風火火。劉文彩蕭條多時的庭院，從此又有了勃勃生機。起初，夫妻還算和睦。楊仲華頗有主見，令劉文彩少了幾分夫唱婦隨的樂趣；但她確實忠厚而且能幹，劉文彩對她不能不有所敬畏。那時的劉文彩，離鄉不離土，還不敢放縱自己，所以，楊仲華對劉文彩也沒多少挑剔。長子劉元龍、長女劉憶雲，就在這幾年間呱呱墜地。
夫妻感情的變化，始於劉文彩個人地位的變化。
1922年劉文彩到敘府做官。遠離家鄉，不必擔心族人尤其是大哥劉文淵的關注；而且腰纏萬貫，不致因囊中羞澀而在紅燈綠酒前畏葸退縮。大玩家的派頭從此漸漸養成。
劉在么女劉婉蕙出世之時，一個女子闖進了劉文彩的視野，劉文彩的家庭格局為之劇變。
她便是風塵女子凌君如，別號凌旦、凌豆，出身於敘府中場凌友臣門下。有作者稱：凌旦“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膚白皙，身材苗條，其嬌弱羞柔的媚態，襲人魂魄”。凌旦之智未必超群，但其貌其態，此番描畫倒也不算誇張。無怪乎劉文彩會一度神魂顛倒。
傳說凌旦本來是曹榮光的情婦。曹榮光升任宜賓縣徵收局局長，對主子劉文彩感恩戴德，設家宴款待，讓凌旦作陪。劉文彩如見天人。這正中曹榮光下懷，趁機將凌旦拱手獻出。就這樣結成一對“神仙眷侶”。劉文彩在敘府觀音街為凌旦購公館一座，金屋藏嬌。
本來就“媚態襲人”，又在風月場中練就一套邀寵絕招，劉文彩對凌旦，自是百般寵愛。起初，這段“浪漫之旅”還處於地下狀態，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住在糧房街劉公館的楊仲華終於察知，由此引出一場口角大戰。事發是在一個晚上。
楊仲華先安排幾個孩子睡下。楊仲華把劉文彩叫到過道上，問他關於凌旦的傳聞是怎么回事。劉文彩知道紙包不住火，就承認了，但拒絕和凌旦一刀兩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用一個目擊者的話來說，劉文彩“不是個沒脾氣的人”。一怒之下就摔起了東西。楊仲華哪會服氣，乒桌球乓地也摔開了，劉公館頓時熱鬧非凡。幾個孩子全被驚醒，愣怔怔地望著他倆。
夫妻關係從此急轉直下。劉文彩三天兩頭往觀音街公館跑，樂不思蜀；楊仲華天天在家生悶氣。勸沒用，鬧沒用，楊仲華終於完全失望，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早上，摔門而去。
但是， 在那樣的年代， 剛強如楊仲華者，也不可能有自立的勇氣。雖然欲求“異夢同床”而不可得，夫妻名分仍須保留。楊仲華出走後，住進了劉文彩在成都文廟后街購置的公館。劉文彩兩度派人說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何必斤斤計較。”都沒能把楊仲華說服。後來劉文彩親自出馬，到成都恭請夫人返敘。楊仲華仍然不為所動，說，她不是想不開，風氣就這個樣子，所以她本來也沒有指望劉文彩守身如玉，劉文彩盡可妻妾成群。但納妓為妾實在有辱門庭，她不能不計較。
劉文彩不把凌旦從觀音街公館趕出去，她和劉文彩就絕無和好的可能。楊仲華如此決絕，劉文彩又不肯割愛，僵局就再無化解之日了。雖然在形式上劉文彩對楊仲華虛位以待，實際上劉文彩主持“後宮”的僅凌旦一人。凌旦這時儼然以劉文彩夫人自居了。
駐敘期間，劉文彩與凌旦如膠似漆，可說是婦孺皆知，當地至今仍有如下傳言：凌旦愛著奇裝異服外出遊逛，常要弁兵、丫鬟、奶媽、干女兒、女馬弁緊隨其後，“數車相連，橫行街巷”。路人必須馬上迴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車的彈簧坐墊不夠軟，劉文彩就找一個胖女人做她的肉墊子。
為了博取凌旦的歡心，劉文彩大肆揮霍。凌旦擁有的各類用品、衣物，琳琅滿目。衣物要裝五十口大箱子，各種繡花鞋四百多雙，有的鞋上綴滿黃金做的小鈴，走起路來叮噹響。一顆鑽石戒指價值五千餘元，化妝品要裝兩大皮箱，香水則非法國產的不用。
水牢真相
當年曾鋪天蓋地地宣傳過劉文彩剝削和迫害農民的罪行，比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記得當年渲染劉文彩地主莊園的“水牢”時，還特地找了一位嘗過“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處講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殘酷折磨等等，講得有聲有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次趁去四川旅遊，專程到大邑縣劉文彩莊園，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劉文彩莊園是當年曾統管宜賓地區鹽務和稅務的劉文彩巧取豪奪積累的巨額財富之一。與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劉文彩莊園無論是建築面積(加上劉文彩為其弟劉文輝所建的連片莊園共三處)，還是奢華程度(劉文彩的睡床勝過清朝皇帝的龍床)，都創下了地主莊園之最。在莊園的廊房裡，布展著聞名全國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藝術再現了殘酷剝削當地農民的血淋淋的事實。我向講解員問起 “水牢”的事，講解員帶我們走到一處像倉庫的地方。她說，這兒就是當年被宣傳為“水牢”的地方。實際上不是“水牢”，是個潤煙池。劉文彩當年除了當鹽官和稅官撈取大錢並在本地收取地租外，還大肆販賣煙土(鴉片)。大煙怕乾燥，每當大批煙貨運進後，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潤著，以確保質量和分量。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了這座莊園，也沒有聽說這兒有“水牢”。只是後來，一部分人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硬是把潤煙池毀掉，又加深加寬挖了一下，建成一處“水牢”。改革開放後，為了還原真實的歷史，又把“水牢”毀掉，恢復原來潤煙池的模樣，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這處潤煙池，很像農村一家一戶用的菜窖，只不過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摘自《炎黃春秋》2003年。
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的問世又為在意識形態色彩中著了重筆的一個典型人物還原了本來的面目。讀了此書，當年當局塑造的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濃墨重彩逐漸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個毫無根據的編造，而到處現身說法憶苦的冷媽媽，不過是當時按著當局需要的腳本能進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個好演員。收租院也是脫離了事實按照意識形態的邏輯層層演繹，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參加編導，完全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模式集體創作出的作品。至此，人們得以明白，6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地上家喻戶曉的罪惡的地主階級代表劉文彩，不過是當時意識形態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個反面教員，而且拉出死人劉文彩來批判，也不乏當時的四川當局與劉文彩的兄弟起義將領劉文輝之間的過節。
劉文輝集團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的矛盾，並不能證明劉文輝集團是一個中國社會進步力量。儘管劉文輝從42年就與中共上層建立了聯繫，甚至讓中共把電台設在其地盤內，但這決不能說劉文輝本人或集團是為了追求救國和進步的政治理念追隨中共的，事實上劉文輝本人和這個家族集團僅是出於恐懼蔣介石消滅自己這個只為家族利益負責的小集團，出於自保才與中共建立聯繫的。劉氏家族集團在國民黨大勢已去之時，公開起義，認為追隨了中共就可保持其家族利益。但他們低估了中國共產黨“與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的決心。因此，後來這個集團在觀念上與中共的政策不可能合拍，其悲劇性的命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劉氏家族的另一支劉湘將軍在抗戰中服從中央軍令率軍出川抗日，病歿於職，自當受後人尊敬，文革中毀墓掘屍，至今找不到遺骨，這實在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
四川新聞網2004年10月28日訊息，中國大陸家喻戶曉的大地主、惡霸劉文彩，他的第五房姨太太王玉清，前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鎮一座的低矮民居里撒手人寰，享年92歲。
王玉清，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女性，歷史使她成為“中國大陸僅存的最後一個五姨太”；而且還是30年前中國大陸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大地主，大惡霸劉文彩的五姨太。所以她的死和她的平凡又離奇般的悲劇一生，就顯得不那么尋常，耐人尋味。細品箇中的曲直，感悟人生，從中所得到的收益，恐怕對自視為聰明絕頂的現代人都是高額學費都學不到的人生寶貴經驗。
文革中盛傳的“劉文彩生活糜爛，小老婆王玉清吃鴨子不吃肉，專吃鴨蹼”時，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們說的嘛！我出身貧窮，過慣了窮人的日子。見別人吃完鴨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覺得丟了可惜，就撿來吃了。其實，哪個放到肉不吃，專愛吃爪子呵？！”
“你覺得解放前你跟劉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時，經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洗禮”的王玉清仍然顯出“頑固不化”：“咋個不幸福嘛，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寄生蟲’生活！”記者明顯感到她對從前那段“好日子”的懷念和憧憬。
長期以來，盛傳一種說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時被路經的劉文彩看中，並“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傳言頗不以為然，甚至生出幾分氣憤。當時的她雙目圓睜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其他說法
當今主管劉文彩莊園宣傳的要人王治安（四川日報副刊主編）在他的一本名為《莊園秘聞》的書中說，過去"出現過個別不實之事"，現在"對虛假的東西已經校正"（見該書104頁）。在此我當一回導遊，帶領讀者到劉文彩莊園去檢驗王治安的"校正"。一進莊園大門，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輛福特轎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為了自己的轎車能開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揮霍公款）。這個謊言很不高明，沒有公路之前小車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實是劉文彩修公路的時間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後，一九四八年劉文彩才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現展出的福特車劉文彩從來就不曾有過。在一九四九年劉文彩病重期間用的小轎車都是劉文輝借的。
不過安仁過去確有一輛類似的轎車，那是一九四六年劉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來供"文彩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們使用的，劉文彩本人從未享用過。主管部門弄來這輛車其實是為了抵毀劉文彩在抗戰時期為國為民修公路的業績。
僱工院與僱工井
小轎車的左邊是"僱工院"。20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全國文博會議上，當時的館長吳宏遠發言說：當年為了把"僱工院"布置得悽慘，就人為地改建過，降低了房屋的高度......。他的發言是留下了文字記錄的。近日我親耳聽到吳宏遠對採訪者說：過去僱工院是修得很好的，是我們故意把它打爛的......。可見展出的"僱工院"是用來騙人的一個假貨。其實"僱工院"和主人的住房是同一個檔次。即使在極左年代，當年的僱工們也對主管部門的人說：他們和主人吃的飯菜是差不多的。劉小飛還聽莊園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劉文彩曾與僱工合過影。還聽說僱工們空隙時常常玩牌，劉文彩有時還去觀看。
在福特車的對面有一道門，門裡面有一口井，解說牌標明"僱工井"，說是當年劉文彩家每天殺雞殺鴨的屎尿血水及禽毛全部傾倒在這口井裡，劉文彩就強迫僱工們喝這樣的水。其實劉文彩在的時候沒有這口井，僱工與主人吃的是距此十米遠的同一口井裡的水，劉文彩在時這是他家唯一的水井。劉文彩的莊園在解放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作戰部隊幹部學校。由於住在莊園裡的解放軍人數眾多，一口水井不夠用，於1951年解放軍幹部學校就請了好些附近的農民來又打了一口井，這就是後來說的"僱工井"。
客廳與臥房
再往前走，右邊分別是"西式客廳"與"中式客廳"，這兩個客廳同樣是騙人的假貨。"西式客廳"原本是賬房先生薛副官的寢室，裡面有兩張普通木床，一張薛用，一張為來客備用。"中式客廳"其實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寢室。
過了兩個客廳，前面出現一對紅沙雅石缸，解說詞說這是劉文彩當年從宜賓公園偷運回來的。劉文彩的兩個兒子對我說這紅沙雅石缸根本就不是他們家的。這種紅沙雅石的產地在雅安，這種雅石作品在安仁絕非稀罕之物，而是隨處可見。在莊園前面的安惠里就擺放了近百件，莊園右邊的商店門前也擺放了數十件，這種本地隨處可見之物怎么會是宜賓的東西呢？
向前走就是劉文彩的內花園，裡面有兩間較大的房間，主管部門當年用重金把它裝修成劉文彩的逍遙宮，以此向大眾宣傳劉文彩是如何的奢侈荒淫。其實這兩間房當年是很平常的，原本是青磚鋪地，如今的木地板是主管部門裝修的。劉文彩在開始一年夏天的白天在那裡乘過涼，晚上不睡在那裡，後來發覺那裡沒有風，以後就不去了，倒是他的三公子常在那裡讀書習字。
又往裡走就到了劉文彩的內院，內院祖堂的左邊有一套一進二的房間，裡間原是三太太凌君如從宜賓撤回來時住的地方（劉文彩偶爾從雅安回來就住在這裡）。外間是劉文彩三個兒子童年時住的地方，以便大人照管。後來凌君如為了爭奪財產在成都借腹生子，回來劉文彩就不準她再住在這裡，而是把她趕到旁邊的廂房去居住。
現房間裡擺了張古式的農家花床，其實這不是劉文彩家的，劉家原本都是西式床。本鎮鄉民李國孝一再公開申言這是他們家的床，說他們家有兩張床擺在劉家莊園裡。
祖堂前面現擺了一座大屏風，這也不是劉文彩家的東西。
相關傳說
龍床傳說書歸正傳，現在交待那張龍床的來歷。劉文彩的家人都告訴我，說他們家從來就沒有過那樣的龍床。據劉小飛說，20世紀九十年代他回老家向莊園工作人員問及此床來歷時，莊園前辦公室主任周永軒和檔案室管理員楊正等告訴他，這張床是莊園在20世紀六十年代找本地陳木匠、張木匠等人打造的，因陳木匠打造有功還安置了他一個兒子來莊園就業。又聽本地老人劉結熙告訴我，那張床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莊園的人找了幾個本地木匠在本地雕匠廖子秋家裡關起門來搞了一年多搞出來的。原來是這樣!
三萬斤大米打造的龍床
祖堂右邊同樣是一進二的房間，解說牌上標明是劉文彩的冬季吸菸室，裡間擺著一張金碧輝煌的大龍床，解說詞說是劉文彩當年用三萬斤大米來打造的。多年來這都是地主莊園裡的重頭戲，以此來證明劉文彩是何等的奢侈。
可是，我聽劉文彩的兩個兒子說那個房間從來就不是他父親的，而是家裡為至親準備的客房。劉文輝兩次回家鄉都住在這裡（一次是劉湘死後，一次是來接收新公館時）。日本飛機轟炸成都時，楊夫人來安仁躲避期間也住在這裡。
那個時代正是人民沒飯吃的時候，三萬斤大米不給人民吃，卻用去打造一張龍床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我們的主管部門就專幹這種事情。
珠寶室與佛堂在客房的對面有一間小房間，解說牌標明是"珠寶室"。其實最初是保姆的房間，後來又是劉元貴回老家住的地方。我曾看見一些媒體報導，莊園成立初期（一九五八年），上面撥下十幾萬元到寄買行去購買珠寶來充實劉文彩莊園。據本人所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時，社員曾發過幾個月的工資，每人七至十四元不等，全勞力每月最高工資為十四元。上面撥下的這十幾萬元就是當時一萬個全勞力農民一個月的全部血汗錢！
"珠寶室"的右邊是劉元龍的房間，門的上方有一塊匾，落款是黃金榮。莊園裡的工作人員楊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告訴過劉小飛，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莊園自己製作的，漆水都不是過去年代用的那種。
再往裡走就是後院，那裡布置有一間醒目的佛堂。聽劉家的人說，他們家從沒在此設過佛堂，這是他們家一日三餐吃飯的地方。
佛堂的右邊有一間房，當年是劉文彩家存放全家棉絮衣物類的儲藏室。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編造說是劉文彩的女客房，是他玩弄女色的地方，並憑空捏造出李二姐、林奶子等幾個人世間從不曾有過的人物和許多荒唐下流的情節，還牽連進他未成年的三公子。為編這些無恥的性故事，主管部門還逼死一位川劇女角羅某，欠下一條命債。詳情請看後文。
"佛堂"對面的一個房間標明是"燕窩庫"，解說員說劉文彩一家吃燕窩，一頓便吃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我到本地茶館裡去問那些老人，他們眾口一詞地說："劉文彩根本吃不得燕窩，他是火體，吃了要流鼻血！"現在"燕窩庫"又改名"海味室"。
"佛堂"旁邊是王玉清的房間，這才是劉文彩住的地方。
有關故事
殺人霸產故事的由來
再往前走，穿過曾經稱為"刑訊室"、"水牢"、"土牢"（這些事以後再寫文章詳細講述）的地方便到了後花園。花園左邊是一幢西式平房，進到裡面就看見一組泥塑，牆角還陳列著血衣。解說詞說是劉文彩殺人霸產的地方（原來這裡還有兩組泥塑，一組殺人霸水，一組是圈地霸產）說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裡栽秧的三個貧下中農打死在這裡。
據現居安仁維星街56號的曹克明之子曹登貴說：當年他父親曹克明告訴他，當時有三個四處流竄作案的土匪在唐場搶了綢緞鋪，並把老闆家的人槍殺了，縣裡正在通緝捉拿這三個兇犯。有一天這三個兇犯跑到親戚劉益山家中，劉益山和他母親請了好幾個裁縫用搶來的黑色綢緞為其趕製衣服。看到此事的農民就跑到鄉政府去報告，鄉長劉紹武便立即召集人員前去捉拿。到達後劉紹武便叫曹克明進去探虛實，曹進去后土匪就拔槍準備打他，曹為了自衛便立即拔槍射擊，當場打死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面的治安隊員開槍打死。
劉益山是劉文彩本家的侄兒，劉文彩原對他很好，但他把家供給土匪作據點使劉文彩很不高興（誰願意和與土匪勾結的人做鄰居呢？）於是就讓他搬到街上劉文彩新修的一套房子裡去住。那套房要寬大許多，又是新房，劉益山不可能吃虧。情況就是這樣。
解放前夕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來關押了兩年，後查明對方確係土匪才獲釋，但給他帶了一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曹殺人屬職務行為，殺土匪而戴反革命帽子非常可笑，難道土匪是革命份子嗎？
曹登貴還告訴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主管部門指使當時的鎮長安海山叫曹克明去談話，強迫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強迫他說打死的三個土匪是三個貧下中農，不然就要打他（安仁鎮全是反吊起來打）。並且要他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的泥塑模特。曹克明雖是一個貧民，但他戴有反革命帽子，這種人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曹克明除了就範沒有任何選擇。
泥塑完成之後，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主管部門指使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松前來抓人，把曹克明五花大綁地從家中抓走，罪名是說曹克明造謠，居然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送交大邑縣公安局。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處曹克明徒刑十五年。從此劉文彩指使曹克明"殺人霸產"的故事就在這後花園的房子裡展出了。
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曹克明在牢里請人寫了一封申述，不久法院以量刑過重改判五年釋放了曹，那時他已服刑十四年。
出來後曹克明不服，過去他與劉文彩沒有任何關係，"殺人霸產"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水牢"的故事當局也承認是假的了，那就是說他判罪的依據也不存在了。為此他到縣法院去申述，縣法院不敢受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去申述，地區法院也不敢受理。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鳴，悲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縣法院門口服毒自殺，以生命來作了最後的抗爭！此前他一再對兒子曹登貴說："你要為我申冤啊！"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問當時的館長吳宏遠"殺人霸產"是怎么出來的？吳宏遠回答："當年編出‘殺人霸產'的依據是：劉文彩也許知道（這件事），也許不知道（這件事）"。
當時劉文彩是劉文輝系統的下野官僚，而曹克明抓土匪的治安隊是縣政府系統的，兩者互不相干，劉文彩知道不知道都與他沒有關係。何況是突發事件，事前劉文彩不可能知道。
主管部門在找不到一個願意出來充當"證人"的情況下，便說門外的一棵柑子樹是當年的見證。而那棵柑子樹根本作不了證。因為那是一棵沙田柚，是劉文彩後來從外地購回的一批樹苗中的一棵，是劉文彩在這件事後種下的，這件事之前本地沒有這種品種。
在王治安的《莊園秘聞》中他照搬了"殺人霸產"的故事，但做賊心虛，沒敢說出曹克明來。
導遊到此，我請求我們的黨政部門不要再讓主管部門把曹克明的塑像放在"殺人霸產"的現場，讓冤魂得到安息，並給曹克明家人一個公道。抹黑劉文彩何必殃及無關的底層弱者嘛！
張冠李戴的風谷機
再往裡走又進了一個房間，這裡放有一些斗和一架飛輪風谷機。解說員在此詳細地講述劉文彩當年是如何用大斗換小斗來剝削農民，又用飛輪風谷機來拚命吹走農民用血汗種出的穀子。因此這些斗和風谷機曾名震全國。
其實這些都是假的，大斗換小斗的故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被成都曲藝團的郭××在舞台上公開揭露了。飛輪風谷機也不是劉文彩的。聽本地人說，那是本鎮鄉民廖增山的，廖是個機械愛好者，飛輪風谷機是他的一個技術實驗。
而當今《四川日報副刊》主編王治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轟天絕唱收租院》的書里是這樣宣傳的："在劉文彩殘酷盤剝中，更毒的招數，是在風谷機上加鋼珠（飛輪），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請聽用淚水書寫出的一首歌吧：風谷機，鐵滾滾（加鋼珠）。地主用它來收租，五石七斗乾黃谷，風來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長流，一家老小餓斷腸，即使年年大豐收，也受不住這般剝削苦。......"
從這個風谷機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主管部門向民眾宣傳的劉文彩故事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收租院的故事是如何出籠的
再往裡走就到了"收租院"。雕塑"收租院"的知名度不用我來贅述。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曾被中宣部的周揚捧為"建國以來兩大雕塑成就之首（另一個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後人印象
在此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九九八年三月份，我從縣城趕中巴車到安仁去。上車後司機問我："你是去地主莊園嗎？"我回答："我回自己的老家！"司機和乘客都驚奇地問："你姓劉嗎？"我回答："我是劉家的後人，怎么不姓劉呢！"司機又問："你是老的那邊還是新的那邊的？"本地人稱劉文彩的家為老公館，稱劉文輝的家為新公館。當司機聽我說是老公館的後人時立即激動地說："我爺爺今年九十五歲了（老人家而今該是一百零五歲了），現在還在。他說的，當年在你們家交公糧的時候（把交租說成是交公糧，耐人尋味），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接著全車的人都說："當年別個（指劉文彩）是全縣公認的劉大善人，別個當年做了好多好事啊！結果給別個編些啥子喲！"
中巴車破例把我送到莊園辦公室門口。我見到吳館長後就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重複給他聽。吳沒作聲，旁邊的一位本地老人劉澤高立即回答："是的，有這個事。送糧的人來要請飯在大邑縣劉文彩是首創。說劉文彩是善人有民謠為證，當年的民謠是：‘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只盼家鄉出善人！'貴人指的是劉湘，他貴為省主席沒給家鄉辦過實事；善人指的是劉文彩，他回家鄉修公路、修學校把一條街修成七條街......，所以大家公認他是劉善人！"此時吳宏遠立即打斷劉澤高的話，吳說："現在雖然講實事求是，但還是有紀律，該說的才說，不該說的就不能對外人說！"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最後吳宏遠說："劉湘抗日、劉文輝起義、劉文彩建設家鄉，這是他們三個人一生中的亮點，但上面說了，劉文彩是否定了的人物，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定型了，就不要改變他了。現在國家的第一大事是安定，如果把實情報導出去，會助長動亂。"
原來當年還有歌頌劉文彩的民謠--"我們不盼家鄉出貴人，只盼家鄉出善人！"
從上文吳宏遠回答我的那些話中證實，在劉文彩事件上，上面拒絕實事求是，準確地說是不敢實事求是。
再從上文提到的那位老貧下中農的那句話："當年在劉文彩家交公糧的時候，八個人到齊了就開飯，結果編他媽Pi個啥子《收租院》出來！"有了這句話，《收租院》所有的思想性和所有的藝術性就通通變得分文不值了！
在此我引用一下劉文彩故事的幕後策劃者馬識途的一段文章，該文透露了人民公社時期四川農民交公糧的情況："據社員說，那幾年徵購糧食徵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颳得沒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櫃，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係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鎮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見《龍門陣》1995年第三期第7頁）
這些場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實寫照嘛！怎么拿來栽在劉文彩的頭上呢？
文章還有："我們搞‘四清'發動社員訴苦時，社員一訴就訴到自然災害那幾年他們那裡餓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同上文）
文章還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徵購20億斤糧食，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徵購了一部分，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馬識途的文章提到餓死人的事，那么那幾年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
據說省檔案館記錄的是810萬人。但這不真實，據老幹部鄧自力（鄧小平的兄弟）的回憶文章《坎坷人生》中有這樣的記載："老陳說：‘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萬，據公安廳統計的還不止這個數，不敢上報。'"（摘自《坎坷人生》265頁）
那些年大邑縣又餓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縣縣誌上有歷年的人口統計，現摘要列出：
從1958年到1962年間人口負增長了65854人。
而劉文彩的罪惡故事就是在那幾年大饑荒年代中著手編造的。也正是在那個民眾大量餓死的歷史背景下，編造出來的劉文彩故事才拿來瘋狂炒作，推向全國，推向世界。
事實證明，現在劉文彩莊園裡的所有展品依然全部都不是他家的東西，全是主管部門栽贓的，解說詞也依然是極左年代用過的那些陳詞濫調。
人物評價
劉文彩就是這樣一個恪守中國傳統的鄉村士紳，樂善好施，造福鄉鄰。雖然他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些血腥，但是他還不至於成為一個人人喊打的惡霸大地主。劉氏家族的其他成員就更不用說了，劉湘是抗日名將，病死在抗戰途中；劉文輝解放前率部起義，直接打亂了蔣介石以四川為基地，進行反攻的布局，其人建國後官至林業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