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寨城[城市名稱]](/img/7/c54/nBnauM3X3IjNwEzN3kjM5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IzLyA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九龍寨城[城市名稱]")
建城
寨民生活九龍寨城歷史最早可追溯至中國的宋朝時代，為官富鹽場的駐軍。至清朝康熙七 年（1668年），當局於畢架山上設九龍墩台，康熙廿一年（1682年）改為九龍汛。嘉慶五年（1810年），當局將原守佛堂門的炮台移往九龍汛旁。
香港島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後，清政府於1847年擴建九龍汛為九龍寨，並將原駐守大鵬灣的大鵬營調動於此，以抗衡對岸的維多利亞城。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九龍半島與新界成為殖民地，但在清政府據理力爭下，九龍寨城仍然歸滿清派兵管轄，成為位處英國殖民地的中國外飛地。城寨更是清朝官員辦公的地方，地位約等於現代的領事館。然而，英國曾一度於1899年12月27日入侵寨城，趕走城內人士，並放棄占領、管理寨城和駐兵。
無人管理
寨城概覽其後1941至1945年，日本侵華，日軍占領香港期間，為了擴建啟德機場的明渠，拆毀了全部城牆。日本投降後，露宿者開始在九龍寨城聚居，並於1948年成功抵抗英國政府進入整頓。由於香港警察、殖民地政府無權進入，中國的政權又拒絕管理，九龍寨城頓成罪惡溫床、貧民區，更有以“三不管”（即中國不管，英國不管，香港不管）來形容當地的管轄權問題。自此，九龍寨城在無政府的情況下人口驟增，成為了殺人犯，強姦犯，毒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亦成為了各色地下工廠的所在。到70年代時，九龍寨城人口增至兩萬五，香港90%的海洛因由此輸出。同時，各色大小妓院、賭場、鬥狗場等等如雨後春筍般應然而生。 包括大量沒有安全監管的地下食品加工廠、無照醫生、非法移民等等，都聚集於此。
到了80年代末期，九龍寨城人口增至五萬，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只有4平方米。各種非法建築一層搭一層，乃至整個寨城98%的區域24小時無陽光，正午當空也要點電燈。而由於港英政府對此地不供電，唯一的電力來源是偷接路燈電纜；偷接的電線經常被掐，而停電則成為了家常便飯。同時，由於隔水系統不存在，整個寨城一年365天處處滴水。雖然處處滴水，但真正的自來水管只有8條，全部被寨城內勢力強大的黑幫頭目控制，為黑幫手下的各色地下工廠供水。普通寨民需要用水，要向黑幫交買水錢，然後在僅有的幾個分支水管打水。99.9%的寨民家沒有信箱。而整個寨城的衛生條件亦達到最差極致，老鼠和蟲蟻與人同吃同睡。
昏黑，骯髒，各種妓院霓虹燈時亮時暗的狹窄暗道，如蟻穴般複雜的迷宮式走廊，漏水的牆壁，蹲在拐角的海洛因癮君子，和無法無天無政府，這一切成了九龍寨城的代言詞。
由於警察從不踏足此地，到了70、80年代，九龍寨城附近的治安愈發惡化。諸多劫匪光天化日下公然搶劫，只要轉身逃回寨城，警察便無力追擊。乃至，澳門、台灣、馬來亞一帶的各色通緝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都會遠道趕往香港九龍寨城尋求庇護。
清拆
日本考察隊繪製的九龍寨城現存唯一的地圖1984年，英中就移交香港主權在北京進行磋商。中國政府力求英國在移交香港前必須辦妥的幾件大事之一，便是整治九龍寨城。80年代末，港英政府曾幾次試圖治理，但皆因情況太差及黑幫勢力根深蒂固，而無果而終。1993年，港英政府忍無可忍，在出動近5000警力，扣押近萬人的情況下，歷時一年，終將九龍寨城夷為平地。
雖然九龍寨城不愧為一座人間活地獄，但在寨城拆除時，卻有不少寨民寧死不走，甚至有人在寨城被拆後自殺。其中包括一名6歲被賣到寨城做童妓，近60歲仍在賣淫，一生沒有走出過寨城的老性奴。對於很多這樣的寨民來講，沒有九龍寨城的世界，他們無法生存。
改建公園
1987年，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定，並於原址興建公園。而公園將儘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的建築物及特色。有指九龍寨城在拆毀之前有50,000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積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0萬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清拆工程於1994年4月完成。在清拆期間，一些寨城的遺蹟被古物古蹟辦事處發掘出來，並揉合在公園的設計中或予以保存成為展品，以供遊人欣賞。整個發掘工作的最大收穫是兩塊於寨城南門（此乃寨城的正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它們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其他的遺蹟還包括原來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走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其餘的文物如三座炮、石樑、對聯及柱礎等亦被一一保留下來。
九龍寨城清拆後，香港政府將原址改建為公園。原來計畫名為“九龍城寨公園”；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建築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眾為免石額被日軍破壞，將之拆下埋於寨城內泥土中。政府遂將公園改名為九龍寨城公園，這些文物都安放於“南門懷古”景區。昔日三進四廂的衙門“大鵬協府”，則在修復和重建後成為展館，陳列了與寨城歷史有關的石碑（包括張玉堂拳書“墨緣”、“壽”字及載有衙門士兵出差配餉開支紀錄的光緒十二年《刊刻會議》）、寨城的歷史圖片等。
整個公園以江南園林規格建造，分為春、夏、秋、冬四季，共八個不同景區。除展示寨城文物的“南門懷古”外，另有景點如邀山樓、六藝台、歸壁石、童樂苑、敬惜字紙亭等。廣蔭庭則擺放嶺南派四季盆栽，並有一幅以啤酒樽、碗、碟碎片和剩餘建園材料砌成的“五福壽鶴圖”。九龍寨城公園與毗鄰的賈炳達道公園相連，形成面積龐大的公眾休憩地方。公園亦有三個小型山崗，以記念三位曾在城寨工作的牧師。
評價
遠東文明的神秘，不見天日的高聳樓宇，末日般的破敗，霓虹燈光和近乎百分百的無政府。
這一切使九龍寨城成了西方眼中末日版未來的真實寫照，令西方無比著迷，最終被高度浪漫化和未來化，乃至使九龍寨城成為西方及日本諸多科幻，恐怖，和靈異文化的一大主題。
可惜，就是這樣一座富有傳奇色彩的貧民窟，一塊中外罕見的法外飛地，由於華人當時對其不感興趣，至今留下的記實文獻和照片鳳毛麟角，且多為西方人和日本人所采。最終，九龍寨城成了一座大多數中國人聞所未聞，卻享譽四海的傳奇貧民窟。美國漫畫家Troy Boyle甚至曾說：“我寧願他們當年拆了埃及金字塔”。
今日的九龍寨城遺址成為了一座公園。然而，九龍寨城的傳奇色彩並沒有削減半分，在西方國家和日本，基於九龍寨城而生的各色電影，遊戲，小說和漫畫仍然層出不窮。
1990年，九龍城寨最後一位居民遷出。這個占地只有3公頃，卻共有350棟樓宇，住有10000多個家庭，共三四萬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終於變成一個死城。這城寨在150年前建成的時候，是一個真正的“城”，有矮矮的城牆，有城門。到了1990年，城門城牆早拆了，卻被一棟棟十多層高的大廈代替，大廈一棟接一棟，中間沒有隙縫，連線起來，便成了高高的城牆。城寨變了城堡，城牆不只高，也很厚。從上世紀60年代起，九龍城寨像一個不停向高空和內部生長的城市。350棟大廈擠在一起，從高處望，像個月餅中間挖了一個窟窿。那裡就是城裡最古老的建築———老人院和龍津義學，孤零零地被高高厚厚的大廈包圍。
香港人茹國烈用歷史視角對九龍城寨進行了解剖與描述：6英畝大的地方，居住了約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0萬人，堪稱世界之最。在今天我們看到深圳的城中村的握手樓與川流的人群而驚嘆時，可以想像一下當年九龍城寨的人的生存境遇。所以九龍城寨不僅是空間結構上的迷宮，而且是社會結構與生活形態上的迷宮。
《世界日報》主筆、香港大學前教授黃康顯，分別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等不同的時間段進入過九龍城寨。在他的印象中，那一直是一個最窮的人住的地方，五六十年代都沒有什麼變化，但裡面治安並不差。那邊好像沒有法律，但有約束力，這個約束力，便來自街坊會、黑社會及其它一些地方團體。城寨有自發組織起來的治安隊。九龍城寨街坊會，原名為“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成立於1963年5月1日。這個組織至今仍然存在。
黃康顯認為，九龍城寨提供最便宜的飲食、最便宜的服務、最低的消費，它能讓低下的人過好生活。居住在裡面的人與“香港人”不一樣，要求很低，但也很快樂。對於大多數人，那是一個只有今天，沒有明天的地方，所以“自求多福”。為什麼要拆城寨？黃康顯歸納了兩條理由，因為政府覺得它一是代表舊社會，二是代表了右派與傳統勢力。然而與紐約哈林的貧民區比較，九龍城寨仍然是比較有空間的。它的治安比哈林區好很多，中國人注重教育的傳統在九龍城寨裡面有著延續。城寨里的人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外上學讀書，這意味著它比哈林“逃出生天”的機會大。不過亂歸亂，實踐雄辯的證明了，無政府主義的地方也絕不是完全自由的，相反，它會很快生出一種新的秩序。
20世紀80年代，九龍城寨拆除時，香港媒體曾有過一番對城寨歷史的討論。隨之則湧現了一批以城寨為創作緣起的作品。然而在各種不同類型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城寨黑暗面的描寫與想像的再現，尤其在電影中，我們看到罪的衍生，卻極難看到心靈的救贖。 為何香港創作人就選擇性地忽略救贖的力量，為何對美好心靈的重塑顯現出無力？其實在這個“罪孽滋生”之地，也有著無窮的對光明的追求，有著心靈的自我救贖，有著愛的傳播。
冬天，是城寨死人最多的時候。那些吸毒的人，在這個季節耗盡了體內最後一絲力氣，呈現給這個高密度的城池一具黑皮骷髏。牧師們從城外趕來，為亡靈做最後的禱告。在香港詩人楊慧思的記憶中，九龍城寨是基督教牧師最活躍的一個地方，也是一個信耶穌的人最多的地方。很多教會的人白天進入九龍城寨傳教，晚上再走出城池融入香港的夜色。這裡面有著多少救贖的故事與自救的掙扎，已隨著歷史的煙塵消散，無從追尋。楊慧思還能想起一個具體的人，這個人就是曾經的香港立法局議員葉錫恩，她曾到九龍城寨服務，幫助過許多貧苦大眾。然而這一切，在今天的九龍城寨公園已無從得以體現。
潘國靈在他的小說《遊園驚夢》中，就虛構了一對曾經生活在九龍城寨的父女在城寨拆除後來游城寨公園時的心境，那種無從追尋的失落感溢於紙上。“寫的時候，城寨已變了公園。一次到訪，發覺公園只有出土文物、碑石、柱礎之類，一幅昔日居民的照片也沒有。換言之，‘人’在潔淨化了的公園被消除了。歷史沒有記取小人物的聲音。所以，這篇小說雖以城寨為背景，寫的其實是歷史的建構、小人物被淹沒的問題，透過一對父女提出對權力的質疑。”
另外，也想說到空間記憶和卷標的問題，城寨其實並不只是“黃賭毒”，它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在擠迫環境下生存，牙醫、豬紅、砵仔糕、魚蛋工場等都非常蓬勃，在“無政府狀態”下自力更新，是全世界城市中都少有的案例。潘國靈試圖以自己的小說來糾正一種意識的偏差，一種黑暗與暴力對歷史真實性的遮蔽。他說：“這篇小說質疑的就是那種‘公園保留了城寨靈魂、記錄了城寨歷史’的那套官方論述，借城寨公園內的官方記錄與小人物記憶的穿插並置，鋪陳出一種‘小歷史與大歷史’的敘述，對文字書寫的歷史敘述提出質疑。”
茹國烈奇異地想像九龍城寨被時間遷移到了另一個地方，到了水下，到了海底，他相信城寨還存在著。或許對於大眾，也可以把這種假想當做一種對已逝事物與情感的懺悔，一種精神自救的途徑與方式，不管你身處香港面對九龍城寨公園，還是置身於任何一個流逝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