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源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中華法系中華法系，是中國的封建法律和亞洲一些仿效這種法律的國家法律的總稱。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在歷史上不但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而且對古代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法制史上的一個概念，是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個分別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已經解體，現存的共三大法系。
法家學派
中華法系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法家，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該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重要思想。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時管仲、子產、范宣子、荀子、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歷史
中國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中國早期法制的突出特點，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的。
在中國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時期。自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立夏代開始，夏王朝前後存在約五百年時間。在此期間，中國早期的刑罰制度、監獄制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商取代夏以後也維持了將近五百年。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以及司法體制訴訟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20世紀初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明，商代的刑法及訴訟制度已經比較完備。
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在西周。在中國歷史上，西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在西周政權存續的五個多世紀裡，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治國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作為傳統文化基石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時發端。從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內容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在西周時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指導思想、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法律原則，以及“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國法制史學習的重點之一。
春秋時期處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的前期，此時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戰。在法制方面，以反對“罪刑擅斷”、要求“法布於眾”為內容的公布成文法運動勃然興起。鄭國子產“鑄刑書”、鄧析著“竹刑”及晉國“鑄刑鼎”等，都是這一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乾餘年的法制歷史。自春秋以後，中國開始有了向全社會公布的成文法，從此，中國的法律開始由原來的不公開的狀態，過渡到以成文法為主體的狀態。在從戰國到清代後期這兩千多年中，無論是法律理論、立法技術、法制規模，還是法律內容、司法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其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
戰國時期
這是由早期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重要階段。戰國時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時代的後半期。而社會變革的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的許多思想文化精華都出自這個時期。與春秋時期相比較，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立”。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現為以成文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體制開始在更大的範圍內、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來。其中，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音虧)制定的《法經》，就是戰國時期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另外，在整箇中國古代社會中，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這一時期內成熟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廣泛的影響。
秦漢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時期。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這段歷史時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確立了以後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導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學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論，而且在實踐上貫徹得比較徹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和秦代是法家學派最活躍的時期，而法家理論得到完整的實踐，也僅僅是在秦代。所以，從整箇中國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極為鮮明的。自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以後，許多以前鮮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現於世。從這些珍貴文物資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觀念極深，法律制度也很嚴密。
在兩漢(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總體上看，漢代的法律制度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也就是說，漢代法律體制，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主要是“漢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與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別的法律體制;後期則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指導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論，使儒學成為官方的、正統的政治理論，從此，漢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論、制度上開始“儒家化”。經過“儒家化”以後的法律制度，在許多方面不同於秦代及漢初的法家化的法律。而且，漢代以後的中國古代法律，都是沿著漢代儒家化的方向逐步發展的。所以，漢代法制在中國法制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傳統法制迅速發展的階段。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動盪的時代，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221年曹魏立國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結束南北分裂、重新統一中國這段歷史時期。在這段時間裡，雖然政權快速變更，局勢持續動盪，但法律制度仍然在動盪的年代裡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首先，立法技術不斷提高，法律理論也有明顯發展。其次，具體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強。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已經成為成熟的制度。這一時期法制的發展與進步，為隋唐之際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礎。
特點
以中國傳統的法家思想為理論基礎，擺脫了宗教神學的束縛。維護三綱五常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由漢至隋盛行的引經斷獄，以突出的形式表現了儒家思想對於封建法制的強烈影響。中國封建法律與西方不同，西方中世紀法律體系中塗有神靈色彩的宗教法規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起過維護“封建”統治的特殊作用。但在中國，早在奴隸制末期神權法思想已經發生動搖。在中國封建法律體系中，不存在中世紀西方國家那種宗教法規，儒家的綱常名教代替了以神為偶像的宗教。
維護封建倫理，確認家族（宗族）法規。中國封建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因此，宗法的倫理精神和原則滲入並影響著整個社會。封建法律不僅以法律的強制力，確認父權、夫權，維護尊卑倫常關係，並且允許家法族規發生法律效力。由宋迄清，形形色色的家內成文法是對國法的重要補充，在封建法律體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皇帝始終是立法與司法的樞紐。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所發詔、令、敕、諭是最權威的法律形式，皇帝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廢法；皇帝又是最大的審判官，他或者親自主持庭審，或者以“詔獄”的形式，敕令大臣代為審判，一切重案會審的裁決與死刑的覆核均須上奏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而同時期西方國家中世紀在相當長時間裡，各級封建領主都享有獨立的立法權和司法權。
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良、賤同罪異罰。中國封建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從曹魏時起，便仿《周禮》八辟形成“八議”制度。至隋唐已確立了“議”、“請”、“減”、“贖”、“官當”等一系列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從法律上劃分良賤，名列賤籍者在法律上受到種種歧視，同樣的犯罪，以“良”犯“賤”，處刑較常人相犯為輕；以“賤”犯“良”，處罰較常人為重。中國的封建法律，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封建法律一樣，是以公開的不平等為標誌的。
諸法合體，行政機關兼理司法。中國從戰國李悝著《法經》起，直到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訴訟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的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整個封建時代，直到20世紀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變。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央雖設有專門的司法機關，但它的活動或為皇帝所左右，或受宰相及其他中央級別行政機關所牽制，很少有可能獨立地行使職權。至於地方則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事務，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一級雖專設司法官，實際仍是同一級行政機關的附庸。在整個封建時代，中央司法機關的許可權不斷分散，地方司法許可權不斷縮小，這是封建專制主義不斷強化的結果。
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