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 是王蒙的短篇小說，在第9期《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描寫了某區委組織部新來了個年輕人林震，他了解到組織部長劉世吾和工廠建黨組長劉新對生活缺乏熱情和敏感，對工作不講原則，對人民失去了責任感，使基層黨組織在發展方面出現了不少問題。林震尖銳地批評了機關工作中的消極因素。小說表現了強烈的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主題，劉世這個官僚主義者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典型意義。《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一部描寫一個新人來到一個有著固定秩序，傳統習俗和價值約束的世界後與這些“規矩”發生摩擦的故事。闖入者一般都代表的是新生事物，由於舊勢力的強大，這種故事的結局一般都是悲劇。
作品背景
小說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發表時編輯部對其有所改動。王蒙時年才22歲，卻是具有八年黨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共青團北京市委幹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畫了劉世吾、韓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義和蛻化變質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時，又通過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這篇作品是王蒙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積極干預生活的一種嘗試。多年之後，作者回顧說：“1956年‘雙百’方針剛剛提出時便立見成效，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各種各樣的作品和新的藝術探索。我自己也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因為它為文學藝術家們創造了一種輕鬆自由的氣氛，它鼓勵了人們進行批評的勇氣。”
歷史影響
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發表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從1956年12月起，《文藝學習》編輯部先後收到有關稿件1300多篇，編輯部連續四期發了25篇，《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雜誌也先後發表討論文章。主要聲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持王蒙的，如劉紹棠、邵燕祥、鄧友梅、唐摯、王愚等人。他們認為王蒙的小說嚴酷地、認真地忠誠於生活。起初的討論大體還在學術範圍，接下來的批評越來越嚴厲了。
批判
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這篇小說，據郭小川保留的記錄稿記載：對王蒙的小說“最初，歌頌占80%。現在，中間大，兩頭小”。在公開的批評中，李希凡、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說：在典型環境的描寫上，由於作者過分的“偏激”，以我們現實中某些落後現象，堆積成影響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真實。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的馬寒冰從“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這一文學範疇出發，認為像小說描寫的這樣的區委會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這樣的區委會。
毛主席支持王蒙
這些批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站在了王蒙一邊。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批評共產黨工作中的缺點，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就沒有官僚主義？”1956年至1957年春，毛澤東多次講話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表態不贊成批評王蒙的人的觀點。1957年2月26日，在頤年堂的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主要談文學批評問題，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么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正在討論，問題在於批評態度。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又對王蒙的小說給予肯定，他說：“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剿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么幾個人，寫了那么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這時，毛澤東正想借知識分子的批評衝擊黨內官僚主義。
評價
《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是王蒙的早期作品，也是一篇具有較大歷史影響的優秀作品。它一發表就在文藝界引起了一場廣泛的討論，評論褒貶不一，作者也因此而被打成右派，長期蒙受不白之冤。然而，歷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幫之後，作者得到了平反，這部優秀短篇也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藝術魅力，在今天百花齊放的藝術園地里重新放射出光彩。
《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寫的是青年教師林震調到區委組織部工作後的一段經歷，作者通過一個青年人的嶄新感受，觸及了中國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矛盾，真實地暴露出黨委機關工作中所存在的新式官僚主義作風的某些特徵，提出了現實社會中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從而使這篇小說具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思想意義。
人物形象
王蒙在小說中，作者成功地塑造出像劉世吾、韓常新這樣一些性格迥異、神態不同的人物形象，為各式各樣的新式官僚者描繪出一幅幅肖像。劉世吾是一個性格複雜的典型人物，他的口頭禪“就那么回事”再現了他的哲學思想，他有能力，有魅力，也很懂得領導藝術，並且有時工作的也很出色。但是他卻能夠見怪不怪，對於機關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對於基層黨組織中存在的問題，對於身邊工作的同志所存在的錯誤，不願管，也不去管。在他看來，這一切不過就是那么回事，足以見出他的內心深處對於工作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他也曾有過感情真摯的流露，但那只不過是老人眼中的過去。在這裡作者並沒有深究劉世吾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種人的原因，但卻使我們感到在那樣一種高高在上、脫離民眾的工作環境中，在那些公文、批件、報表等等繁文縟節的纏繞之下，人是很難抑制自身的過早衰老的。韓常新是作者筆下的又一個新式官僚者形象，他和劉世吾截然不同，他既沒有林震的熱情，也沒有劉世吾那樣的才智，更為嚴重的是，他不僅學會了官場中那種敷衍塞責、應付局面的惡習，而且還深為此而沾沾自喜，嘲笑別人不懂行。提升為副部長後，他更是志得意滿，整天蹲在辦公室里聽匯報、批檔案，很少下基層。比起劉世吾來，他更令人感到可憎而又可憐。他的最大悲劇就在於他不僅習慣了那一套官僚作風，而且更喜歡、更願意身體力行的去實踐這種官僚作風。這就更令人深思不解，像他這樣的人怎么會被提拔呢？
作者同樣沒有去深究這其中的原因。不過我們從區委副書記李宗秦、區委書記周潤祥的身上不難尋找到答案。這兩個區委的主要領導，一個是以身體不好為藉口只要官銜，不做實事；一個是整天糾纏在具體的突擊性的“中心任務”之中，根本無暇顧及黨的組織工作，況且在他眼裡，像林震那種見了工作中的缺點、問題就激動、就認真，不過是背誦著抒情詩去做組織工作，是不適宜的。短短的一個場面的描寫，就使我們與林震有了同感。在這樣的環境中，怎能不滋生官僚作風，又怎能不讓那些只會作表面文章、弄虛作假的市儈小人得勢呢？當然，作者並沒有隻讓我們看到事物的陰暗面就不了了之。在作者筆下，作為劉世吾、韓常新的參照體，林震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小說的各個環節都是圍繞著林震在區委組織部的經歷展開的。在這個人物身上，作者傾注的筆墨中飽含著同情和贊成。作品一開始，林震這個剛滿22歲的年輕人就以他的熱情、他的單純、他的理想給我們帶來一股清新的風。
但是作者並沒有簡單地推給我們一個理想化的“高大全”的人物，從林震身上我們也感到了幼稚和不成熟，比如當他看到韓常新杜撰的虛假簡況時，他所表現出來的迷惑，以及他自作主張支持魏鶴鳴召開座談會等等，都說明他對區委工作的複雜性、艱巨性認識很不夠。不過使我們欣慰的是他並沒有因為力量懸殊而喪失與錯誤思想和行為進行鬥爭的勇氣，也沒有因受到區委書記的批評而氣餒。他的韌性和認真的品格對黨的機關工作來說無疑是一項財富，即使對我們今天的機關工作者也不失為一個學習的楷模。
作者正是通過他的經歷來向人們展示根除官僚主義作風的必要性以及與官僚主義作風進行鬥爭的艱巨性，從而激發和引導人們對生活去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探索。這篇小說的藝術特色也很突出。作品中無處不顯示出作者那一貫的藝術手法，即運用辛辣的諷刺和詼諧的幽默去點化人物。只是作者的諷刺與幽默不同他人，既不俗誇張，也不俗噱頭，而是用那近似於圖畫中的工筆素描，通過不加粉飾的真實細節的描寫，播放出社會生活中一個個可惡、可鄙而又可笑的鏡頭，讓人們在會心的微笑中去品味其深刻的內涵。例如劉世吾第一次亮相就聲稱組織工作是給黨管家的，管家就是要壯大黨的組織、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但是他卻明知王清泉在麻袋廠的所做所為，偏又拖著不去解決。如此的表里不一，光說不做，使人從中體會到一種強烈的諷刺意味。再說韓常新，在同事面前他總是擺出一副領導派頭，不時的發出豪放的笑聲，不時的拍拍別人的肩膀，不時的甩出幾個無所不包的概念，但是一遇著實際問題就縮頭，一看見領導就氣短，活現出一副奴才像。讓人看了只感到面目可憎，言行可惡。作者的這種諷刺與幽默真可謂俯拾皆是，甚至從作者的其他作品中也可體會到，這不能不說是作者一貫的藝術風格。
除此之外，小說中結構的構思、行動細節的選擇、個性化語言的使用，無不體現出作者深厚的藝術功底。總之，整篇作品給我們的感覺是平淡的事件中有著深刻的寓意，簡練的語言描述給人以回味的餘地，可見這篇小說的確是一部優秀之作。
作者簡介
王蒙，男，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南皮龍堂村， 1934年10月15日生於北京。1948年10月10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 中共中央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第十二屆、 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人民文學》主編 。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和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2002年4月任中國海洋大學顧問、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