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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開的》作者
楊明作品類型
短篇小說作品駐站：2007-11-10作品狀態：已完成總點擊量：697總推薦數：2書籍簡介
“文革”已是陳舊的話題，但那特殊年代某些特有的現象仍有關注的價值。本文通過其主人公的一段遭遇，表現了“文革”中導致長期內亂的兩派民眾組織的形成、發展與消亡，以及與之相關的一
相關內容
公元一九六六年開始興起的“文化大革命”最初幾年冒出了許多新鮮事物，諸如造反，奪權，抄家，遊街，批鬥等等，凡此種種，雖然叫人匪夷所思，但還都可以從最高統帥部的意圖和指示中找到根據，惟獨有一種例外，那就是遍及全國無處不在的兩大派民眾組織，都號稱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造反派，但兩派卻長期對立，武鬥頻仍，內亂不止。對於這種現象，連最高統帥部的人不但始料未及，而且難以控制，幾乎發展到無法收拾的程度，以至於遷延數年，在各方面造成極大破壞，就如同從潘多拉魔盒中飛出的妖魔，連魔盒的主人也眼睜睜拿它沒辦法。
那么，這潘多拉魔盒究竟是如何打開，妖魔是如何放出來的呢？通過本文主人公那段時期的經歷和見聞，大約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由一滴水而映出大海。出於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中凡人名，地名，單位及民眾組織名稱，都或用化名或用代號或者乾脆迴避了去。
一除夕之夜，掙扎在溺水線上
夜行的火車有時經過一些村落的近旁，偶而聽到零星的鞭炮聲，這才使我想起今天是除夕，午夜過後便是羊年的春節了。那年的春節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我已經忘記了時間的概念，因為我正在經歷著一場噩夢，就像一個溺水的人為逃脫滅頂之災正在絕望中拚命掙扎著。簡要地說，就是我作為頭頭的那個民眾組織垮掉了。凡是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都知道，對於一個民眾組織的頭頭來說，“垮了”這兩個字是多么令人心驚膽戰毛骨悚然，等待著他的將是多么可怕、可悲而又可憐的下場！因為以你為主組建了一個民眾造反組織，當時又叫作拉起了一個山頭，從那時起你就必然四面樹敵，仿佛騎上了老虎背，容不得失敗。如果這個組織一旦垮掉，樹倒猢猻散，那么作為頭頭的你，失去了冠冕堂皇的造反派旗號，失去了隊伍的保護，你頓時就像暴露在曠野里的一匹狼，一頭野豬，可以任人獵殺。人們可以隨意地給你加上各種罪名，說你的組織是“壞組織”（不壞又怎么會垮了呢？），說你是“壞頭頭”，是“文革”的破壞者，搗亂者等等。即便沒有人加害於你，這段“窩囊廢”的歷史，也將使你不得不長久地忍受嘲笑、蔑視和屈辱。總之，在偉大領袖親手發動的空前偉大的這場運動中，你不但身敗，而且名裂，年輕輕就此斷送了一生前程。這就是那年除夕之夜我在火車上的心境和處境。
這時候我多么希望自己本來是一名逍遙派呀！所謂逍遙派，顧名思義，就是運動中不參加任何組織，不論行動還是言論也不偏向任何一派，平時只跟著報紙和廣播的步調偶爾寫幾張“空對空”的大字報；也可以連大字報也不寫，只是悠哉游哉地置身事外看熱鬧；如果單位已經停產或無法上班，便可以終日在家裡做飯，洗衣，種花，養魚，學著乾點木工活打點家具之類；到日子去單位按時領工資。這樣你不會妨礙任何人，不會得罪任何人，不論運動形勢如何發展變幻，都不會有人找你的麻煩。
其實我本來完全應該成為逍遙派的，因為我早就自知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且也目睹過幾次政治運動的險惡，所以當“文革”烽煙升起之初，我本來打定了心思與世無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而卻因一念之差，撞在槍口上了。
二一不留神成了造反派頭頭
“文革”興起以來，本來一直是紅衛兵小將翻江攪海橫掃天下，但接近年底，隨著《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全國各地的廠礦，機關，所有大小
單位的民眾組織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我們廠當然也不例外，幾天的功夫便先後打出了七八面旗幟。其中最大也最有來頭的一個組織叫作“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簡稱“衛東兵團”，其幾個發起人（當然應該也就是頭頭）都是廠黨委多年培養和樹立的積極分子和模範之類的人物。他們事先已進城印製了大量的紅袖標以及一面特大的隊旗，他們把大紅紙寫就的《組建聲明》張貼出來的那天，正好廠里開中層幹部會，他們就把袖標拿到會場分發，各車間的書記，主任都領了些袖標，回去之後開班組長會時又分發了下去。平心而論，衛東兵團的這幾位發起人，由他們挑頭組建民眾組織實在是有些不論不類，因為“文革”的主題是造反，民眾組織的大方向離不開這個主題，而這幾位發起人，從人事關係到既得利益，從思想感情到政治觀點，很難想像他們會把黨委當權派作為造反對象置於自己的對立面，況且他們的袖標是由上而下逐級發放的，那時凡這樣發展起來的組織後來都被民眾稱作“官辦組織”，與真正意義上的造反組織是天生對立的。然而當時工業戰線的“文革”剛剛開始，究竟如何發展，形勢尚不明朗，這幾位發起人本來就具有相當的知名度，組織的名稱又非常權威，“捍衛毛澤東思想”，在任何時候都是永遠正確的。因此，大多數工人紛紛戴起了衛東兵團的紅袖標，覺得趕上了時代潮流，參加了民眾組織，成為“文革”的主力軍，幸運而榮耀。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會“隨大流”。衛東兵團發下去的袖標有的班組又退了回來，因這些班組裡有人站出來說，既是民眾組織就該民眾自己組織，於是便另立旗號，另印袖標，另建了組織。不過這些小組織仍然是以原來的行政班組為主脫胎而成，並無什麼特點，也無多大影響。廠里的科室人員有的也以部門為主體起了個名號，但主要是為了出大字報署名方便，後來都不了了之。
就在這時候，質檢科的張克忠約了勞工科的小李一起找到我（那時我在生產科），他們提議就我們三人建立一個組織，三人為眾，便於在一起學報紙，學檔案，緊跟形勢，寫點有分量的大字報。因為張克忠和我平時都有些喜歡舞文弄墨，有時還在報紙上投點豆腐乾稿件，似覺志趣相投，對於他們的提議，結合當前形勢，我覺得似乎無甚不妥。於是張克忠當即寫了一份聲明貼了出去，組織的名稱取的謙遜而低調，叫作“不爭春”戰鬥隊。然而始料未及，第二天便陸續有人來要求參加我們的組織，我們三個發起人商量來商量去，想不出這會有什麼不妥，況且也想不出明顯的理由加以拒絕，於是只好接受。剛開始來的是一部分科室人員，後來陸續有車間工人也投奔了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已經領了袖標加入了衛東兵團的，有的人一進門就直言不諱地宣布了改換門庭的理由，說：“衛東兵團的幾個發起人都是黨委的紅人，就他們那樣能成造反派？”“由上頭往下發袖標，這不是官辦組織是什麼？”也有人說，其它組織都是原來的班組、部門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真正由民眾自發組織的就只有不爭春。總之，他們要衝破固有的籓籠，行使一下真正自由選擇的權力。這時，我和張克忠也並非不曾考慮到，接受從衛東兵團退出的人，可能會影響到兩個組織之間的關係，但既然來人對我們如此信任，我們也不可能把人家堵回去，只好滿足其自由選擇的願望。
人多了起來，就得擺開架勢。生產科旁邊恰好有間空閒的房子，就作了不爭春的隊部，又派人進城印製了隊旗和袖標（這是可以到財務科報銷的）。這期間我們的活動也相當活躍，我們在厂部大院裡開闢了大字報專欄，根據報紙以及凡能搜羅的各方訊息，寫大字報批判中央的劉、鄧、陶“最大的走資派”以及鄧、吳、廖“三家村”、還有報紙點了名的本省的幾個“黑幫”人物，同時上掛下聯，結合批判本廠當權派（當時還不叫走資派）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撰稿主要由張克忠和我，抄寫、張貼則由隊員們業餘半業餘來做。而其它組織則基本無甚活動，只是在等待形勢。這樣一來，不爭春又進一步擴大了影響，隊伍不斷壯大，一度發展到一百多人，成為本廠排名第二的大山頭。
三“只準你造反，不準我造反”
本廠第一號大山頭衛東兵團脫胎之際雖有官辦的烙印，但隨著全國造反形勢的迅速明朗化，原來發起組織的那幾位官方“紅人”便無奈而知趣地悄然隱退，去作了悠哉游哉的逍遙派，該組織的核心人物成為幾個車間工人，其中主要的兩人一位姓牛，一位姓胡，外號可巧都叫大炮，而且都是大塊頭，大嗓門，大膽量，天生是造反派的材料（實際上當時許多地方都有這種現象，就是原本涉嫌官辦的組織，因形勢變化，其核心和平演變為造反式人物）。為此，我們不但轉變了對衛東兵團的看法，而且在心裡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因為隨著不爭春隊伍的不斷擴大，我和張克忠固然也有過些許的躊躇滿志，但總的感覺是率領百餘人的隊伍有些力不從心，因為說到底我們不過是一介書生，而“文革”又是“史無前例”，下一步如何著手？心裡真沒有數。如今衛東兵團有了造反組織的實質，我們真的就把他們看作老大哥，一是因為人家山頭大（號稱五百餘人），二是二位大炮能沖能打，希望由他們在前衝鋒陷陣，我們跟在後面，順利完成本單位的“文革”大業，大家平安無事。不久，上海“一月風暴”興起，造反——聯合——奪權的大趨勢已成定局，我們有好幾次找衛東兵團聯繫，商議民眾組織大聯合的事，但兩位大炮每次都回說：“不急，不急”。
說起來，當時我們的頭腦也太簡單，根本想不到“兄弟組織”之間的關係也有複雜的一面。實際上人家說“不急”不過是緩兵之計，我們尊人家為老大哥也只是一廂情願。對方的兩位大炮雖然看起來是粗人，但背後卻有著城府極深的高級參謀，他們已經在醞釀著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行動，只有不爭春的人被蒙在鼓裡而已。
實際上已是山雨欲來，兵臨城下，而我們還在不慌不忙按部就班。春節臨近，張克忠和小李家屬不在本地，回家過節去了。當時我還是單身，就留在廠里，擔當了獨桿司令。就在張克忠他們走後的第二天下午（就是除夕日的前一天），我在辦公室，忽聽得外面鑼鼓喧天，人聲噪雜，隨後還響了一串鞭炮，顯然發生了什麼大事。我正想起身去看，就有我們的隊員接二連三地跑來慌慌張張地說：“人家其他組織都搞大聯合了，在倉庫大院開慶祝大會！”隨後隊員們紛紛質問：“別的組織都參加大聯合，為什麼我們不參加？”
我第一次有了一絲預感：我們遭暗算了？有人要排擠我們？但仍存有一分希望，我安慰大家說：“別慌，今上午我還碰上牛大炮，我們還打了招呼，這裡頭可能有什麼誤會，我去問問看。”但隊員們隨即攔住了我，說：“你別去了，人家有糾察隊站崗，不爭春的人不讓進，我們就是給攔回來的”。我儘量保持鎮靜，繼續安撫大家說：“等他們開完了會再去溝通一下也可以，都是兄弟組織，他們沒有理由把我們擋在大聯合之外。”
然而沒有留給我們溝通的機會，局勢急轉直下。大聯合慶祝大會的時間顯然很短，隨後我們從窗戶里看見，外面有佩戴袖標的糾察隊押著廠里的正副書記、正副廠長、工會主席等七八個當權派進了倉庫大院，大院裡隨即傳來一陣陣口號聲，我當時以為他們可能是要開批鬥會了。那時會場外已不設崗，我們一些隊員跑了去看，但不久便驚慌異常地跑了回來，一迭連聲地叫著：“人家奪權了！人家奪權了！”這“奪權”二字仿佛是一顆重磅炸彈，把我們所有的人都轟得不知所措，隊員們個個是一幅大難臨頭的神色，仿佛是地球行將毀滅，而我們卻被最後一班逃命的飛船拋棄在地面上了。後來又有人拿來了幾張《奪權通告》，都是事先列印好了的（由此可見這一切行動早就有周密準備）。第一號通告是說：自即日起，
這個廠的“黨、政、財、文一切大權歸”革命造反聯合總司令部“所有”。第二號通告逐一點名廠里的書記、廠長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統統靠邊站，監督勞動，聽候處理”。通告還指定了一個副廠長暫時留在厂部負責抓生產以及日常行政工作。第三號通告是說：“警告一切地、富、反、壞、右分子，保皇派及一切牛鬼蛇神，只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否則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我們有的隊員把通告逐一念了一遍，大家都面面相覷，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人家奪權了，大獲全勝了，我們算咋回事？”“我們是保皇派？牛鬼蛇神？我們要是亂說亂動，就要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了？”接下來便有人轉而向我質問：“人無頭不走，雁無頭不飛，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你這當頭頭的幹了些啥？”又有人說：“當初看你們像個人物，我們才投奔了來，現在倒落得人不人鬼不鬼，我們可咋辦？”
說話之間，外面的活動繼續升級，只見“靠邊站”了的七八個“走資派”一個個頭戴紙糊的高帽，胸前掛著個大牌子，被押著去遊街示眾（在廠區和家屬區）。押送的人除了糾察隊之外，還有上百人的民眾隊伍，在前頭領隊的是聯司（新建聯合體的簡稱）的頭頭，為首的自然是兩位大炮，浩浩蕩蕩，革命造反的氣勢達到空前高潮。至此，事情明擺著，雖然我們與外面這些人大方向沒有什麼不同，但還是被人排斥在滾滾洪流之外了。
“只準你造反，不準我造反，媽媽的……”我腦子裡油然冒出阿Q的這句名言，不過絲毫沒有幽默的味道。我心裡完全亂了方寸，只知道我們遇上了很大的麻煩，又只盼著張克忠他們趕快回來一起商量對策。不承想麻煩仍未到頂，等戰友回來的時機也沒有了。
四兵敗如山倒，遭遇滅頂之災
在這期間，隊員們已經陸續散去，魂不守舍的我並未在意，直到後來跑進來兩名隊員沖我喊：“我們慘啦！你快去外頭看看吧。”我從沉思中驚醒，趕緊出去看，只見大字報欄上新貼出來許多張“聲明”，內容都是“反戈一擊，退出不爭春”，有的幾個人簽名，有的一個人簽名。究竟有多少張聲明，有多少人簽名，我已無心細看，總之是很多。“不爭春垮了！”我腦子裡當時一片空白，民眾組織頭頭最可怕的遭遇降臨於我，我覺得自己向一道無底深淵不斷地墜下去，墜下去……
我渾渾沌沌地回到屋裡，方才來報信的那兩位隊員隨即也跟了進來，他們倆很是憤憤不平，連說：“這些人也真是，一點骨氣沒有！退出去幹啥？我們也是革命組織，就是聯司奪了權，能把我們怎么樣？”冬日天短，隨後就黑下來了，我也沒想到吃飯，倒是那兩位同志去食堂買了飯來，勸著我，陪我一起吃了。這兩個同志很年輕，都是二十來歲，車間工人，一位姓賈，一位姓羅，在我最艱難的日子裡他們一有空就來陪伴我，並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兵敗如山倒之際，痛定思痛，回首自省，小賈和小羅也提供了一些情況，事情的來龍去脈便昭然若揭了。有意識乘我們不備給予致命一擊的自然就是衛東兵團，結怨的起始便是因為有他們的人退回袖標投奔了不爭春，就是在兩位大炮上台之後這種現象依舊存在，他們認為這是挖他們的牆腳，想搞垮他們；同時在輿論上一度有些人把他們說成是官辦組織，他們也認為是不爭春放的風。總之，他們對我們的敵視與日俱增，只是我們太單純，未察覺而已。這時候他們的幾位軍師發揮了作用。這是廠里兩三位年輕有為的中層幹部，當衛東兵團脫胎之時，他們便認準了這棵大樹好乘涼，扎在裡頭出謀劃策，隨著風向變化，他們很快又摽上了兩位大炮，民眾在背後把他們稱為高參。這幾位高參本來就是經歷了幾次政治運動脫穎而出得以提升的，辨風向，設計謀，都甚為精到。要而言之，他們分析：“文革”的發展已進入奪權階段，而他們認為，在這廠里最有可能與衛東兵團爭權、分權的就是不爭春，因為一，不爭春在不斷地招兵買馬，擴大勢力，顯然有野心；二，不爭春的幾個頭頭“肚子裡有墨水，心眼子多”（天地良心，這實在是高看了我們）。因此，他們決定趁著衛東兵團在人數上目前還占有絕對優勢，先下手為強，精心策劃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聯合——奪權方案。這套方案的主要特點就是自始至終把不爭春排除在外，這樣的目的，一是避免不爭春參加進來仍會爭權分權，後患無窮；二是他們一旦把廠里的大權奪取在手，既成事實，泰山壓頂，十有八九就會把不爭春壓垮、衝散，就此永遠消除了心腹大患，衛東兵團更可一統天下穩坐江山了。這套方案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嚴格保密，連本組織的廣大民眾以及其它一些小組織事先也並不知情，事到臨頭方才告知，更不用說對不爭春更是瞞得鐵桶也似。
我們不爭春這一方面，除了由於書生氣十足，對於來自“兄弟組織”的危險既未察覺也無提防，同時還有另外一個教訓，就是不懂得組織建設的重要，雖然隊伍擴大了，但不曾及時地組建一個更有代表性和凝聚力的領導核心，事無巨細都一直由我和張克忠作主，這樣與後來加入的隊員之間無形中有一層隔膜，一旦風吹草動，其負性作用便顯現出來。
| 《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開的》 |
五勝者王侯敗者賊？
那天究竟有多少人宣布退了出去，當時誰也沒去細察，普遍都認為樹倒猢猻散，不爭春是徹底垮蛋了，連我自己也成了“光桿司令”的心態。那時我住單身宿舍，就在廠里，第二天早上出來，許多人見了我就像看什麼怪物一樣，那眼光里有敵視，有可憐，有幸災樂禍，也有莫名其妙。去食堂買飯，裡面有人從視窗瞅了我好幾眼，陰陽怪氣地說：“還有心思吃飯？”在路上，有幾個青年好像演活報劇一樣，遠遠的，又故意讓我聽見，一個說：“哎呀不得了啦，人家不爭春要奪權啦，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啦，嚇死我啦！”另一個說：“我是不爭春呀，我要奪權啦！可惜剩下我光桿司令，奪了也扛不動啊！”原來聯司在開聯合大會時向民眾宣布說，據可靠訊息，不爭春已準備馬上奪權，奪權之後馬上就把其它組織統統打成反動組織、壞組織，因此聯司必須毫不遲延地馬上奪權才行。這種宣傳，一是為聯司倉促奪權製造了根據，二是煽起了聯司民眾對不爭春的仇視。（其實上述宣傳根本經不起推敲，顯而易見是無中生有，但在那個時代不論多么離奇的訊息確實就有人相信）。總之不論到哪裡，幾乎沒有人與我正常打招呼，即便是熟人，也或者遠遠迴避，或者只是在喉嚨里哼哈一聲。以上這些還都在其次，最使我心如刀絞的是看見從不爭春退出去的那些同志，垂頭低腦，畏畏縮縮，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我心裡並不責怪他們的叛離，當山洪暴發來臨之際誰都會爭相逃生，責任在我們當頭頭的，一將無謀累死千軍，是我們害得他們“人不人鬼不鬼”。這時候我似乎明白了古來有些名帥大將為什麼在兵敗之際選擇了拔劍自刎，似乎明白了這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的滋味。
就是從那時起，我覺得自己就像暴露在曠野里的一匹狼，一頭野豬，毫無遮掩，任人獵殺。將來不論是原當權派掌權還是新造反派掌權，都可以對我妄加罪名任意處置，沒有人會站出來為我說好話，就連張克忠和小李說不定也會開罪於我（照理他們也負有責任，但畢竟不爭春是在我手裡垮掉的）。
雖然我的處境如此之糟，但我的心情當時主要的並不是特別傷慘或者絕望，更主要的是不服氣，不甘心。因為我認定不爭春是好組織，並沒有做錯什麼，它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外力暗算的作用。如果說因為聯司奪了權，就成為成功者，勝利者，一切正確；我們被壓垮了，就成了失敗者，成了有罪者，這豈不正好應了封建時代的一句名言，叫作“勝者王侯敗者賊”？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每逢亂世，便有好幾派勢力爭奪天下，最終取勝者，首領貴為天子，隨從者也封侯封王；而失敗者不但要被徹底消滅，在史書上還要被稱作賊寇。但“文革”是極為嚴肅的、偉大的政治運動，怎能以這種王朝更替的方式作為結局呢？因此我認定當前的問題應該存在著另外的答案。
世間萬物，但凡有存在，必然有發現。命運之神不久便向我開啟了一扇探索希望的視窗。那天下午，小賈和小羅來告訴我說，聯司的人今晚上要去省里審批罷官，這個訊息使我一直渾渾沌沌的腦子為之一震，有了些許的清醒。原來我們這個廠子當初因為產品有其特殊性，故而建在了偏僻的郊區，距最近的縣城也有二十幾里，訊息相當閉塞。這時候我才想到運動以來的這些日子我們基本上是關著門瞎搞，對於外界、特別是大城市的形勢太缺乏了解，因此我當即決定藉此機會也到省城去開闊眼界。
按說，那夜就要過年，天明就是大年初一了，據說聯司原本安排是過了年再去省城的，但許多民眾要求趁熱打鐵，為了奪取完全的勝利，要連續作戰，過一個革命的春節，可見革命熱情之高。而我更是連過年這檔子事也忘記了。
聯司的人是用大卡車送到縣城的火車站，而我則照平時出差的辦法，騎腳踏車去車站，寄下車子，回來時再騎回廠。我決定以聯繫業務出差的名義走，就買了臥鋪票，因而在火車上與聯司的人並不相遇（他們是硬座）。這就是本文開頭我在火車上度過的那個羊年的春節。
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第二天上午到達省城。廠里去的隊伍有二十幾人，領隊是兩位大炮，還有兩位高參，一直到了省主管局的門口他們才發現了有我跟著，雖然有些驚愕，但似乎覺得對他們並無妨礙，所以也無人干涉，因此我自始至終目睹了罷官活動的全過程。
實際上一到省局門口，我便倏然間眼前一亮，有一陣興奮的感覺，原來在門外的牆上左右各有一幅大字標語，一幅寫的是“熱烈歡呼雲水怒二﹒六奪權的偉大勝利！”另一幅則是“風雷激決不承認二﹒六搶權鬧劇！”我猶如醍醐灌頂：“啊！原來這奪權也是完全可以有人反對的呀！”
局裡放假，傳達室有人值班，說局裡也奪權了，局長兼黨組書記林濤已經靠邊站了，現在某醫院住院，局裡由一位副局長暫時主持工作，現在家裡。廠里去的大炮和高參等人商議了一下，決定還是找林濤。在一個大醫院的高幹病房見到了林濤。這位胖胖的林局長看起來不像有病的樣子（後來才懂得他患的是“路線炎”，因運動形勢變幻莫測，民眾組織又分幾派，當權派一旦表錯態，站錯隊，便會犯路線錯誤，所以風頭一緊高級一些的幹部便稱病住院，時人稱之為路線炎）。且說廠里去的人拿出了事先擬好的檔案，有人念了一遍，內容是說廠黨委書記×××，廠長××，工會主席×××，長期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還有迫害民眾，包庇壞人等罪狀，因此對以上三人予以撤銷一切職務並開除黨籍。念完以後給了林濤要他簽字。林局長大致又看了一下文稿，問：“這些問題你們都調查落實了嗎？”廠里的人說：“全都落實了。”林局長說：“好，我簽字。”隨即把文稿放在桌上掏出鋼筆簽了字。自始至終林局長臉上毫無表情，似乎在例行公事，看來這種簽字在他肯定不是頭一遭了。當時我心裡也閃過一絲疑惑：既然局裡已奪了權，林濤已經靠邊站了，為什麼還要讓他簽字？再說這么重大的事他一人簽字能有效么？但我並未就此多想，因為這並不是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總之罷官的程式順利完成。
後來我便獨自活動了。整個省城似乎也忘了過年，到處都在進行著大論戰。我穿行於大街小巷，看那些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五花八門的大標語，為數最多的是圍繞省里的奪權而展開的標語戰和口號戰，最經典的標語就是“二﹒三奪權好得很！”或“二﹒三奪權好極了！”這就是各地所謂的“好派”或叫“極派”；對立一方的經典標語則是“二﹒三奪權好個屁！”這就是所謂的“屁派”或叫“批派”。出自紅衛兵小將之手的標語則更有創意，如“小屁休狂，極大爺勝定！”另一方則有“批大爺在此，小G必敗！”此外還有關於市里以及各單位奪權的標語和大字報論戰，不必細述。幾天的假期我都是在省城度過的，除了到處觀察，還走訪了幾位朋友，有好派的也有屁派的，探聽了許多訊息，增長了許多見識，總之待我返程回廠的時候，那心情與前幾天已是判若兩人了。
到我們所在的縣城下火車又正是早上，隨處可見的大字報和標語顯示，圍繞縣裡的奪權，民眾組織及紅衛兵也都形成了兩大派，一方叫“支派”（即好派），另一方叫“炮轟派”或“炮派”（即屁派）。據說縣裡有些沒參與奪權的組織也是一度被壓垮了，最近幾天才緩過神來，重新集結，燃起了戰火。
七背水一戰，東山再起
當人們認為不爭春已經徹底垮掉了的時候，實際上除了我和張克忠、小李、小賈、小羅，此外還有七八個人未曾退出去，只是當時不知所措未曾聯繫罷了。張克忠先我回到廠里，他把剩餘的人收攏起來，隨即找聯司提出要參加聯合。不料聯司方面答覆說：不爭春已經不存在了，他們要參加聯合只能以個人身份，不能以組織名義。張克忠他們自然不願意，因為這樣一來，在“文革”的歷史上不爭春就是“垮了的組織”，可以任人貶責，凡不爭春的人都真的要“人不人鬼不鬼”了。然而不參加人家的聯合，人家已經奪了權，不爭春這十來個人又還有什麼出路呢？
那天下午，我風塵僕僕地趕回廠里，放下腳踏車便直撲不爭春的辦公室，張克忠等好幾個人都在。其實我的到來對於他們來說應該是及時雨，不過當時他們見了我只是翻了翻眼皮，待答不理，這也許是因為怪我這敗軍之將，也許是他們正在一籌莫展，不知說什麼好。我並不顧及這些，而是底氣十足地往椅子上一坐，先不說話，只是掏出來從外面帶回的一些傳單拍到桌子上（這些傳單當然都是屁派觀點的）。在坐的人紛紛拿了去看，轉眼之間一個個仿佛打了強心劑，很快都來了精神，急切地要我說說省城的情況。我把所見所聞簡要作了介紹，然後便引導大家共同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什麼是“權”，“權”是什麼東西？當時為潮流所衝擊，人們似乎把權當作了一件實物，如一隻茶杯，一把椅子，一輛腳踏車，誰奪了去就歸誰所有，歸誰所用。有些地方認為公章就是權，為搶奪公章兩派大動干戈，公章幾度易手，最後不知權歸何處。再說“奪權”，當時全國到處都奪了權，但只有上海的奪權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予以支持，算是得到了中央承認，而其它地方的奪權始終未得到權威認可，那充其量不過是某個或某派民眾組織的一種活動而已。再具體到我們廠，六七百人的單位，一部分人宣布奪權，說“黨、政、財、文”一切大權都歸其所有，這豈不是很滑稽的事嗎？說到底，奪了權仍是民眾組織，未奪權的也是民眾組織，只要我們旗幟不倒，山頭存在，誰無法否定我們、抹殺我們。
總之，我們現有的十幾個人很快統一了認識，確定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一種局面，打破人們對於所謂奪權的迷信、崇拜和畏懼，使民眾從思想上重新得以解放。同時我們還統一了一個信念，那就是不要怕目前人少，黨中央關於“文革”的指導性、綱領性檔案“十六條”當中，專門有一條就說“要保護少數，有時侯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何況我們的隊伍還可以發展，會由小到大。
我們馬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體創意撰稿，由一位善於書法的同志執筆，工工整整地寫了一份大字“聲明”，內容是說“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發展，距離取得勝利還很遙遠。前幾天我廠有人為達到個人目的，在未實行全面聯合的情況下，矇騙民眾，匆匆忙忙搞奪權，我們沒參與，因此不予承認。革命尚未成功，造反更須努力，一反到底，就是勝利！”最後署名是“不爭春戰鬥隊反到底兵團。”單從這名子說，是孩子（兵團）比娘（戰鬥隊）大，但這無關緊要，總之從今往後我們的組織就簡稱為“反到底”了。
隨後我們就著手第二項大動作。我們有位同志在縣城有個親戚相當有門路，第二天張克忠陪這位同志去了一趟，通過那位親戚聯繫了縣裡的“炮派”紅衛兵，並設法借了一輛汽車。過了一天，汽車拉著幾十名紅衛兵來我廠進行串聯，實際已是成見在胸，他們到處轉了轉，隨便找人作了些訪談，然後找我們借了紙筆墨，以“××縣紅衛兵×××指揮部”的名義寫了份《嚴正聲明》，說“這個廠的運動搞得不深不透，奪權無民眾基礎，屬於少數人搶權”等等；並刷了份大標語說“堅決支持”反到底“這個真正的革命造反組織！”然後汽車拉著紅衛兵揚長而去（我們有人在縣城的飯店等著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飯）。
我們的以上兩個動作，效果立竿見影。先是前幾天退出去的人大部分陸續歸來。在這期間他們大都曾經要求加入聯司，但只有極少的人被無條件接納，其他的人因為原先是從衛東兵團改換門庭的，所以聯司答覆說他們要回來必須要有個預備期進行考察，考察合格後方可轉正（據說幾位高參曾經力勸應予無條件接受，但幾位大炮不聽）。這些同志覺得既然得不到信任，耽心進去以後將來會受到歧視，所以他們寧願游離在外當逍遙派，如今見不爭春的旗號又堂而皇之地打了出來，他們自然不願再作喪家之犬，便接二連三地重新歸隊，我們自然一律歡迎，這樣，我們很快便基本恢復了原先的隊伍。與聯司相比，雙方雖然人數上有懸殊，但聯司有相當多的人只是當初被動地領了袖標，是“組織里的逍遙派”；而我們的人都是主動自願參加的，又經過了一次反覆，置之死地而後生，個頂個十分積極。因此，從活動能量上說，兩派對峙的格局就此基本形成。
作為聯司來說，自恃已經奪權，勢大氣粗，拒絕不爭春以組織名義參加聯合，又刁難眾多的散兵游勇歸隊，其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更為不爭春的東山再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八奪權神話破滅天下不再太平
幾天之後，聯司也派人去縣裡串聯了“好派”的紅衛兵來廠里貼了些標語，說廠里的奪權“好得很”，說“堅決支持聯司這一響噹噹的革命組織”等等。然而猶如一件曾經號稱堅不可摧的器皿一旦被打破了，再把它修復起來，即便修復得天衣無縫，但人們也知道了原來它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就此，一舉奪權定天下的神話開始破滅。
在這期間有兩件事情值得一記。一是那天我去省城所發生的差旅費，我以聯繫業務的名義填寫了報銷單（我確實有業務有時候需要去省城），找當時負責抓生產的那位姓王的副廠長簽了字，但財務上那位出納是聯司的“鐵桿”，從中作梗，並報告上去，聯司的頭頭向王副廠長提出質疑。而那位副廠長也不好通融，說叫他抓生產，業務上的事他簽了字就應該生效，暗含的潛台詞就是：不讓他乾，他就靠邊站，與其他當權派一起去打掃衛生。而如果叫這王副廠長靠邊站，又沒有合適的人能頂得起這個角色，那就有可能造成停工停產，聯司的頭頭們又不願出現這種局面。因此，幾經駁詰，結果是如數給我報銷了。其實那王副廠長未必不知道我去省城並非為了聯繫業務，但他肯定知道我當時代表著一派組織，而作為一個當權派，要想不犯“路線炎”，首要的一條就是避免在民眾組織之間明顯偏向一派，得罪一派。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廠里的所有當權派無不受到衝擊，只有這王副廠長安然度過，當得益於他的平衡有術。
另一件事情。由於看到不爭春重新崛起，天下有可能要不太平，聯司的兩位高參找到我和張克忠，原本工作上常有聯繫，彼此都很熟悉的，他們提出雙方再聯合起來。我們考慮就目前這樣聯合起來，實際上還是等於投奔了聯司，被對方吃掉了。因此我們提出，重新聯合就不能再叫“聯司”，新的聯合體必須重新取名；有關奪權的一些事項也得重新協商。這些條件對方自然不接受，因此談判無果。然而對方兩位高參也提了一個不錯的建議，他們說如今外面社會上武鬥升級，打、砸、搶事件不斷，甚至動了武器，出了人命，因此建議今後我們雙方都不要與社會上的兩派掛鈎，以免在廠里造成破壞。其實我和張克忠也已想到了這一層，所以這項建議後來我們雙方都做到了。附帶提一筆，這兩位高參大概覺得風向又有些不對，長期扎在民眾組織裡頭似乎並不妥當，因此，大約就從那之後便不再參與聯司的事務了，其實這正是他們的機警之處。
書歸正傳。總之，不論社會上還是本廠的形勢，使人們逐漸明白，一舉奪權並不能定勝負，奪權也並不意味著就能掌權，聯司方面匆匆忙忙拉起的大聯合，原本就是靠有關奪權的神話促成的，如今這個“緊箍咒”失靈，內部的各種矛盾便開始涌動。首先是原本自立的那些小組織，是稀里糊塗被聯合進來的，聯合之後自然又是衛東兵團的幾位大炮司令當仁不讓地在那裡發號施令，他們逐漸感覺是被“吃掉了”，有幾位能人便於心不甘；再就是一些技術及管理人員，對於幾位大炮司令君臨天下的氣派既不看好也不順氣；還有一些純屬人際關係方面的矛盾；也有妻拉郎，郎拉妻的現象。反到底方面當然也做了不少催化瓦解工作，特別是選準了幾個薄弱環節，千方百計地促使有人打響了第一槍，宣布脫離聯司。多米諾骨牌效應隨之顯現，之後便陸續不斷地又有人退出來。從聯司出來的人有的直接投奔了反到底，多數是另立了山頭，有的山頭人數很少，但他們要享受一下毫不受制於人、完全獨立自主的滋味。這些重新打出的旗號，有“從頭越”，“同心乾”，“叢中笑”，還有的叫“不怕死”，充分體現了隨心所欲、自由奔放的形勢。“文革”當中有種說法叫“運動搞不好是因為沒亂透”，有個口號是“大亂大治，小亂小治，不亂不治”。所謂“亂”，就是讓各個方面各種各樣的矛盾充分暴露，然後依各人的觀點和態度自動地站隊、組合，而聯司的形成，先是衛東兵團自上而下地發展組織，後又稀里糊塗地搞聯合，並沒有經過“亂”的過程。遷延至今，這個廠終於“亂”了起來，至於有人歡喜有人惱，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九二分天下的形成與消亡
《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開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由打衛東兵團初建曾一度幾乎網路了全廠的人頭，後又經過了聯合、奪權、游斗、罷官等一系列拉練，聯司內部也凝聚了一個穩固的群體；同時還有不少“組織內逍遙派”，既不參與活動，也不另選門庭。因此，大約經過了一兩個月的動盪，有百餘人剝離出來，局面便基本平穩下來，聯司依舊保持了老大的地位。那些由叛逆而重新組建的小組織受到聯司的敵視在所難免，刁難和挾制時有發生，久而久之，他們自然逐漸地向反到底靠攏，而他們一時又不願意匆匆忙忙地再次被一個大聯合吃掉。於是幾經聯絡協商，我們組建了一個“不倒旗”的聯合體，即各個組織依舊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聯合體取名叫“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其指揮機構卻叫作“聯絡處”，以表明其帶有鬆散的性質。聯絡處的組成其它組織各出一人，反到底出三人，我和張克忠在內。大概是由於我對反到底的復興起了比較明顯的作用，我被推舉為“召集人”，成為頭頭。後來事實證明，所謂“不倒旗”不過是一種過度形式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增進交流，在與聯司的鬥爭中又需要協調配合，所以從感情到形式都逐漸地融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聯合體了。至此，與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單位一樣，我廠終於也完全形成了兩大派的局面。相比之下，聯指雖人數略少，但具有二百多人的規模，且都是經過了反覆、背水一戰的堅定分子，其活力及影響足以同聯司分庭抗禮。
這種兩大派並存的局面大約持續了一年。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期間我們廠沒有發生大面積的停工停產，也沒有發生嚴重的武鬥及打、砸、搶事件，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兩派都沒有與社會上的兩大派直接掛鈎，沒有參與社會上兩大派的活動和鬥爭，這樣外界力量無從直接插手我們廠的運動進程和具體事務。當然，為了爭奪某個物件、某個場所，或者發生了口角辯論、吵吵鬧鬧的時候，互相推推搡搡以至拳打腳踢的事是屢見不鮮的，但都是本廠職工，總是有所顧忌，不致把事情鬧得太大。生產方面，有那位副廠長領著幾個逍遙派人士算是一個班子勉強維持著運轉。影響肯定是有的，部分的或短時的停產時有發生，一是因為紀律渙散，管理鬆弛；二是外界的原材料供貨也不及時，甚至於省局下達計畫也有銜接不上的情況。兩派民眾組織則各有一個班子，核心人物脫產或半脫產，平時的任務包括：按照縣軍管會的通知或廣播、報紙的訊息，及時寫一些“打倒美帝”，“打倒蘇修”以及聲討和批判黑幫人物的標語和大字報；中央有什麼重大舉措或領袖發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及時地召集民眾敲鑼打鼓以示歡呼慶賀；蒐集到有利於自己一派觀點的首長講話之類的小道傳單，及時抄成大字報張貼出去。其實兩派的主要精力都在於處心積慮地削弱和瓦解對方，鞏固和擴大自己一方的力量，這方面的努力是貫徹始終的。比較而言，倒是那幾個被打倒、靠邊站了的當權派越來越安逸，開初階段他們的任務是每天打掃廠區（包括廁所）的衛生，後來不知從幾時起（據說是因為沒人發給他們掃帚之類工具）他們便無所事事了，兩派的人居然都無暇顧及。
過了一年，即一九六八年春，軍代表進駐，第一項任務就是實現最後的大聯合。經過長期的爭鬥與摩擦，兩派的敵對情緒十分嚴重，當時人們覺得要聯合簡直是難以想像的。而軍代表竟然有其內部自傳的絕方，那就是把兩派的頭頭和骨幹人員攏在一起辦學習班，而且規定了鐵的紀律：一是每個人都必須發言；二是發言內容必須是而且只允許是說自己一派的缺點；三是絕對不允許說對方的缺點，人家的缺點由人家自己說；四是誰違犯了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憋了將近一個月，硬是把學員們憋得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正經事了，於是新的大聯合得以實現。大聯委由七人組成，即兩派各推舉三人（我和張克忠以及聯司的兩位大炮都在內），另外還從逍遙派人士中推舉一人參加。第二項任務是解放幹部。原先被奪權、罷官、開除黨籍的“走資派”，除一名副廠長因歷史上有瑕疵而暫時擱置，其他人全都得以解放。第三項任務就是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由九人組成，即軍代表一人，革命領導幹部一人（原黨委書記），民眾代表七人（即大聯委原班人員），報經省軍管會批准（因我們廠是省屬企業）。至此，這個廠誕生了正式的權力機構，兩大派民眾組織的歷史宣告終結。
有必要在此一提，曾在患難之日陪伴過我的小賈、小羅，一年多來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著我，成為我的“鐵桿”臂榜。我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十兩派後時代魔法仍肆虐
如果說對立的兩大派民眾組織的形成是潘多拉魔盒裡飛出的妖魔，那么兩派民眾之間積累起來的嚴重派性則是那妖魔所施的魔法，妖魔雖被收回，魔法繼續肆虐。在革委會成立之後又先後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這種派性起到了推波助瀾、惡化後果的作用。對於按當時的政策應該打擊的對象，本來應當由軍代表或革委會點名予以揪斗，關進“牛棚”，由糾察隊予以專政，但實際上凡是家庭出身或歷史或社會關係有些許瑕疵的人，如果參加過或明顯傾向過一派組織，那么不管是否符合政策，對立一派的人則糾集起來對其進行揪斗，有的被強行關進“牛棚”。不管何種情況被關進“牛棚”的人，對立一派的人（包括有些糾察隊員）都可以對其隨意地拷問、折磨。對於這些情況，軍代表、革委會也不敢過分阻擋，因為怕落個壓制民眾、袒護壞人的罪名。由於這一切是在權力機構的籠罩下發生的，被揪斗的人自感“永世不得翻身”，有的人遂自選絕路。這個廠整個“文革”當中有九人自殺，大部分發生於這一時期。
但對於有界限可循的原則問題，軍代表還是堅決地予以干預，有兩件事情為例。
給衛東兵團及聯司擔當過高參的兩位科長，被原不爭春的民眾揪住不放，說他們是插進民眾組織挑動民眾斗民眾的“黑手”。幸虧這二位的出身、歷史等各方面都甚為清白，而且又早早地抽身脫離了聯司，因此軍代表宣布他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令其寫一份檢查張貼出來，就此平息事態。
再就是有關我本人。我的一位親戚當時運動中出了問題，對方單位來人找我外調，由此在我廠傳開，原聯司的許多人糾集了好幾次要揪斗我，但軍代表堅決給我以保護，說我“出身貧苦，根紅苗正，而且在促進大聯合方面立過大功，是好同志。”結果只是讓我辭去了革委會成員的職務，我的“文革”經歷就此劃上了最後的句號。但我也不是白白離開革委會的，與我同時被勸退的還有原聯司的胡大炮，軍代表宣布對他勸退的理由是“鬧派性”。這個理由當時聽起來有些莫須有的味道，難怪不僅本人私下裡喊冤，許多聯司方面的人也為他叫屈，認為是給我作了陪綁。事實上軍代表的這種安排也的確煞費苦心，其用意，一是避免因我退出而導致權力機構內的不平衡；二是避免聯指方面的民眾因感到壓力而引發騷動；三是這位胡同志動不動就瞪起眼睛大喊大叫的習慣的確使人有些頭痛，給其歸納為“鬧派性”，懲一儆百，藉此剎一剎民眾中派性肆虐的勢頭，當時還真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現象逐步得到了遏制。
進駐我廠的軍代表共三人，帶隊的一位人稱蔡營長，四十來歲，作風撲實老練，為人堅持原則而又不失厚道，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一尾聲
結合進革委會的其他幾位民眾組織代表，如張克忠、牛大炮等人，也並不值得稱羨。不久以後，上面宣布對我們廠實行軍管，設立軍管會（大概是由於產品特殊而生產又上不去），無形中革委會便不宣而散，幾位民眾代表自然哪裡來哪裡去，回到原工作崗位。別人都無所謂，只有牛大炮怎么也不肯返回原本的車工崗位上去（大概是覺得面子上掛不住），結果受到照顧，給安排到倉庫當了保管員。
又過了不太久，又撤消了軍管，照理似乎應該再恢復革委會，因為“文革”並未結束，“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仍在宣傳，各級政府的掛牌和公章都是革委會，但我們廠里已組建了黨委，恢復了廠長、科室等行政體制，無人再提革委會的事，上頭也無人過問。那個年代有許多事情誰也說不清。
最後歸結到潘多拉妖魔所遺留的魔法。自從革委會不再存在，有關原先兩派圍繞奪權進行鬥爭的種種往事逐漸地成為人們的笑談，由兩派鬥爭而產生的派性也在笑談中逐漸地煙消雲散，只是在許多人心裡落下的傷痕將一時難以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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