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青年時代她就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婦女救國會，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她受黨的派遣，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組織民眾武裝訓練以及部隊政治工作。1938年4月去延安，任陝北公學黨總支婦女幹事和中共中央組織部訓練班秘書。1938年11月，再赴山西抗日前線，為保衛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做出了貢獻。1943年秋，她回到延安，任中央婦女委員會研究員。
解放戰爭時期
她先後參加了陝甘寧邊區隴東土改工作團和晉西北土改工作團。其後，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工作。
解放後
浦安修全國解放後，她服從組織分配，先後擔任西北局國營企業黨委副書記，紡織工業部技術司副司長、輕工業部勞動工資司司長。1957年她調至北京師範大學，先後擔任政治
教育系系主任兼黨總支書記、學校黨委副書記。
作為彭德懷同志的夫人，彭德懷同志受到錯誤批判後，她受到株連，被免去黨委副書記職務，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為全校批鬥的重點對象，遭受迫害。她提出與彭德懷離婚，但組織上未獲批准，彭德懷病重去世前想與之見最後一面的心愿也未實現。
改革開放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獲得徹底平反，恢復了學校黨委副書記的職務。黨中央為彭德懷同志平反以後，她積極協助組織為受彭德懷同志株連的冤案平反，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她參與彭德懷同志史料的收集工作，到老根據地訪問老黨員、老幹部、老房東，在她的主持下，將彭德懷同志在受審查和“文革”時期寫的生平簡歷和材料，整理成《彭德懷自述》一書，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彭德懷同志光輝的一生，為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提供了珍貴史料。她還把彭德懷同志平反後補發的部分工資和《彭德懷自述》稿費、分別捐給彭德懷同志家鄉和左權縣、武鄉縣的學校建設校舍、購買圖書，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中國小幼兒教師基金會。
婚姻生活
廬山驚變
浦安修與彭德懷彭德懷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卻因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彭德懷為民請命，犯顏直諫，使他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與妻子的愛情。這還要從廬山會議說起。
浦安修和彭德懷結婚後，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從來不干預丈夫的工作。戰爭年代，兩個人聚少離多，韓戰結束後，他們才有了個家。彭德懷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從來沒有和妻子一起外出過。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正好浦安修有了幾天假期，她聽說有的中央領導家屬乘送檔案的專機上廬山，就心動了。她從來沒有機會遊覽名山大川，“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匡廬實在對她有太大吸引力了。浦安修破例給彭德懷掛電話，不料話筒里傳來丈夫沉重的聲音：“你不要來了！”“還是別來了……”
浦安修興致頗高，堅持要去，最後，彭德懷說了句：“噢，那你來吧。”電話就掛斷了。
一上廬山，如臨仙境，浦安修神采飛揚，跟著沉默不語的景希珍跨進了彭德懷住的176號別墅。彭德懷不在，屋子裡空曠又安靜。她環視一周，款款地走到辦公桌旁坐下來，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蕩蕩，一塵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間端放著一份紅頭檔案。
那份檔案好像是有人故意擺在那裡的，專等浦安修來看。顯眼的檔案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體標題，真是太殘酷了，體質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電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討論稿）。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浦安修在一個最不該來的時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該看到的檔案。
晴天霹靂！浦安修眼前一黑，暈了過去。很快她清醒過來，一把抓住那份燙手的檔案，低頭細讀，邊看邊哭。
廬山上狂風大作，亂雲飛渡。那邊，彭德懷正在被康生、陳伯達和柯慶施等人圍攻，舌戰群“左派”；這邊，浦安修自投羅網，膽戰心驚，飲泣吞聲。夫妻倆還沒有見面，兩顆心就同時在受煎熬。
彭德懷很晚才回來，他默默地看著浦安修，妻子的雙眼已哭得紅腫。他只淡淡地說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兩天來，浦安修躲在屋裡，以淚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沒有時間向她多解釋，只是表白道：“我這個人毛病很大，但我沒有反黨，沒有反毛主席，更沒有組織什麼俱樂部。”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懷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懷有了時間，就把給毛主席寫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會反黨，可那是黨說的呀，毛主席說的呀，能錯嗎？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懷：“你是國防部長，為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
彭德懷耐心地向她解釋：“我是政治局委員，看到大躍進出了那么多的問題，我能不管嗎？”
當時，彭德懷正承受軍委擴大會議的萬炮齊轟，猛烈批鬥，他的心情極度苦悶焦躁，雖然泰山壓頂，但他那剛烈性格決定了他寧死也不折腰屈節的態度。他對妻子那種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的萎靡樣子很不滿意，不免把話說得重些：“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幹嗎那么緊張，天塌不下來！”
舉家搬到吳家花園以後，浦安修上班太遠，就住到北師大宿舍，隔一兩周回家一次。此時，北師大黨委對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壓力，要她揭發批判彭德懷，和彭德懷劃清界限。身為校黨委副書記的浦安修滿臉愁雲地回到家裡，她試著“追查”丈夫的重點問題：“說你組織‘軍事俱樂部’，這是怎么回事？”
彭德懷不聽還好，一聽這個問題，就激憤地拍著桌子說：“什麼‘軍事俱樂部’？根本沒有這回事！軍委擴大會議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來？我寧願毀滅自己，也不能幹有損解放軍的事，決不能隨便瞎編。”
浦安修認為丈夫的厄運緣起於那封信，她幾次問彭德懷：“你為什麼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
彭德懷沉默一陣才說：“一個共產黨員不能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這不是寫不寫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共產黨員不說真話，黨中央怎么了解真實情況？多少次，老貧農拉著我的手，要我把問題帶給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實際情況的義務，沒有隱瞞事實真相的權利。阿諛奉承是可恥的，無益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且極端有害於黨和人民的事業。”
彭德懷長嘆一聲，剛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問浦安修：“安修啊，我不過就是寫了那么一封信，給毛主席作參考，你說，為什麼成了這么大的問題？”
彭德懷真誠地望著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轉過臉去，抹掉湧出來的眼淚，心想：你問我，我去問誰呢？
彭德懷望著窗外，濃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語道：“我寫了這么封信就出了這么大的問題，今後黨內要多事嘍！我們的黨啊，以後又會怎么樣呢？”
極度的緊張使浦安修的心理發生微妙的變化，她不僅愛哭，也愛抱怨和嘮叨。她經常重複著相同的問題：“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麼要去管經濟上的事情呢？”“你驕傲自滿，就你對，難道別的中央領導都錯了嗎？你要向毛主席檢討認錯！”
彭德懷開始是默然置之，時間一長，實在不耐煩聽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時他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去說話？”
有時彭德懷也生氣了：“你懂得什麼！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竟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見面常常是話不投機，不歡而別。
從1961年開始，浦安修很少回吳家花園。
夫妻“分梨”
這年暮秋，彭德懷獲準去湖南農村調查，浦安修也不來見彭德懷，只通過侄女彭梅魁帶信。
彭德懷曾苦澀地對侄女說：“唉，你伯母怕成了這個樣子呀……”。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崩潰了，她決心與彭德懷離婚。彭德懷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一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會之後，浦安修陷入新一輪的矛盾和恐懼之中。“裡通外國”成了彭德懷第一大罪，巨大的陰影投在他們夫妻之間。北師大又對浦安修加溫加壓，在“徹底交代，放下包袱”、“無事不可對黨言”、“忠於毛主席要落實到行動上”這些標準化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面臨隨時崩潰的可能。
回到吳家花園，浦安修好像中了邪，兩眼直瞪瞪地盯著彭德懷，追問“裡通外國”是怎么一回事？
正趕上彭德懷怒火中燒，從來沒有對妻子發過脾氣的好丈夫也咆哮起來：“你不要再問了，這個‘裡通外國’，莫須有的‘裡通外國’喲，殺了我的頭也沒有！為什麼要給我加上這個醜惡的罪名？為什麼？”
素來溫文爾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態，她朝丈夫大聲喊道：“你究竟和赫魯雪夫說了些什麼？你說呀……”
“我連一句外國話也不會，我能和他說什麼？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嗎？我們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你是和一隻大老虎睡在一起嗎？”
這是少有的周末團聚啊，戰爭年代那種苦中有甜，溫馨甘美的氛圍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臉淚痕，低頭緊走，到北京大學西門上32路公共汽車；彭德懷默默地跟在後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車開走了，他才迴轉身，低頭背手，怏怏而歸，跨進那扇警衛森嚴的大門。
再次見面，彭德懷先安慰妻子：“都是我連累了你，請你原諒。你很單純，對黨內的事情不清楚，還是不知道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淒涼和痛苦好像瘋狂生長的腫瘤，學校傳達中央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檔案，不許她這個老革命去聽；不久，又取消她聽所有中央檔案的資格。這說明她已失去黨的信任。人們都躲著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視她。浦安修知道自己變成了魯迅筆下祥林嫂式的人，是個令人晦氣的不祥物。
彭德懷夙興夜寐，趕寫他的“八萬言書”。浦安修回家時，彭德懷請她看看，這一回浦安修沒有說什麼，默默讀過後，幫助改了些錯別字。她也從心裡盼望這封長信能幫助中央澄清問題，為彭德懷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說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問題，和彭德懷的意見也差不多嘛。”這一下可壞了，她被學校批判了多次也過不了關。
八屆十中全會前後，浦安修很少回家，被黨和學校拋棄的她，在孤獨中作出最後的抉擇：要黨還是要丈夫？要毛主席還是要彭德懷？青年時代就忠誠於共產黨的浦安修，在無限崇拜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紅色天地間，她沒有保持中立的立錐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師大。浦安修靜靜地坐在那裡，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馬上開門見山地說：“我要和你伯伯離婚。”
聲音清晰，沒有帶哭腔，一句話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黃蜂蜇了一口，她穩住神，看看對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決心的，這對她來說可真不容易。可她想過伯伯的感情了嗎？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難之中，她這一擊會讓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嗎？
“伯母，你聽我說，”彭梅魁強作笑顏，“你還是不要離婚為好，你想，離了有什麼用呢？他們照樣會說你以前是彭德懷的老婆……”
浦安修打斷彭梅魁的話，揚了揚手裡的信封說：“我給劉仁書記的信都寫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懷聽完侄女的敘述，緊閉著嘴唇，一聲不吭。他終於慢慢地垂下花白的頭顱，兩滴混濁的淚珠奪眶而出，順著眼角邊密密的皺紋淌了下來。
沉默好久，彭德懷才開口：“我有預感，浦安修早有準備。我前些天到她的臥室翻書，發現她的書櫃差不多空了，凡是經她手買的書，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樣地拿走了，平常回來是為了搬書的。她的用品也沒了，錢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點就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膽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會振作起來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說：“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後再去勸勸伯母，她可能是一時糊塗，想明白了能回頭的。”
彭德懷說：“也好，我給她寫封信，你順便帶給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讀了一下，大意是：你決心分離，我不反對，但相處二十四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算是生死與共，一旦離別，竟無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揀送給你，請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見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勸說，還是慎重考慮，別離了，伯伯很難過啊。
浦安修不接受勸說，對彭德懷的信也不滿，她有點煩躁，不客氣地攆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幾天以後，彭梅魁去看伯伯，兩個人分析浦安修鬧離婚的原因，彭梅魁說：“伯母怕受牽連，我每次去她那裡，她都哭著說‘株連九族’，‘還不如在抗美援朝時死了’……”
彭德懷知道破鏡難圓，復水難收，他說：“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幫我跑一次，約她到我這裡來一下，把問題說清楚了再走，不能一聲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秋高氣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約來到吳家花園，她和彭德懷關起門談了好久。彭德懷安排了一餐不錯的晚飯。飯後，彭德懷拿來一個黃澄澄的鴨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兩半，放在盤子裡。他看了看坐在飯桌對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飯，似乎在想什麼心事。
彭德懷的聲音親切、溫和、輕柔，宛若是一對情人間的貼心話：“安修，你要離婚，咱們今天就分梨，這個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嗎？”
彭德懷拿起一半梨，三口兩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沒有說話，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場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還有這樣溫情脈脈、高雅文明的離婚儀式，伯伯真是個有情有義的偉丈夫，他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這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過去的學習和整風筆記整理好，又坐了一會兒，小聲說：“我對你沒有幫助，我們在一起也處不好，今後有機會每年來看你一兩次吧。”
浦安修要回學校了，彭德懷送她到北京大學西門32路車站前。夕陽下，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彭德懷緊緊握住浦安修的手，說聲“再見”。他的目光一直跟著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車。他傷感地發現，那個身影背著他，沒有回過頭看他一眼。
在鄉間的土路上，彭德懷踽踽獨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兩條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離婚報告由北師大黨委轉北京市委，市委書記劉仁又轉呈中共中央。楊尚昆聞訊嘆道：“劃清界限並不一定要離婚嘛！”
報告送給周恩來，周恩來說：“彭德懷同志同意嗎？離不離應由他們自己定。離婚是法院的事，黨組織不要管。”
報告又轉給鄧小平，鄧小平看也不看，擺擺手說：“我從來不管這種家務事！”於是，這份離婚報告就此擱淺，以後再無下文。
“文革”相見
“文革”中，江青決心整點新花樣來折磨彭德懷。彭德懷在批鬥會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躪，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文革”中，對彭德懷的殘酷批鬥給江青一夥帶來渾身通透的快感，她覺得還要弄出點新花樣才夠味兒，對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師大嗎？她樂得合不攏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後，再傳來北師大的造反女首領譚厚蘭面授妙計。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夥五大三粗的紅衛兵從“牛棚”里押解到校內一棟教學樓前，她目光悽惶茫然，抬頭望著眼前亂鬨鬨的人群。驟然間，她看到一個老人被押在一輛三輪車上，儘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卻一眼就認出是分別兩年的彭德懷。彭德懷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視，竟是咫尺天涯，兩人都痛苦地低下頭。
當晚7點半，彭德懷和浦安修被幾個彪形大漢反扭著雙臂，以文革標準的“噴氣式”押進會場。陪斗的還有張聞天和王若飛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幹部。
在批鬥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對方一眼，然而，“噴氣式”使他們抬不起頭來，浦安修只覺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鬆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懷不屈的頭顱。那是曾經被湖南軍閥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頭，那是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以萬金重賞購買而買不去的頭，那是在槍林彈雨中千百次衝殺而仍然高昂的頭，如今竟以“革命的名義”被強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內如焚，聽不清批判者羅織的她和彭德懷“狼狽為奸”的“罪狀”是什麼，突然，她熱血上涌，慘叫一聲，昏倒在地上。隨即，幾個紅衛兵上來拳打腳踢，硬是把她腳不沾地地架了起來。
彭德懷看到浦安修被蹂躪得失去形體，心如刀絞，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彭德懷的呼喊聲淹沒在“打倒彭德懷”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里，跟著背後飛來一腳，把他踹倒在地，幾個人按住他，強迫他跪下“低頭認罪”。彭德懷掙扎著堅決不跪，他兩眼通紅，嘴唇咬出了血，殷紅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這一幕“史無前例”、亘古未見的悲劇，成為彭德懷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後一面。
最後時刻
1974年7月21日，彭德懷已經病危。
有一天，特偵組的人問：“彭梅魁，你們家還有什麼人來看彭德懷嗎？”
彭梅魁搖搖頭。
“不是有浦安修嗎？”那人顯然自視甚高，“彭去三線，浦安修不是到車站送行了嗎？”
彭梅魁糾正說：“他們離婚了。她也沒有去送行過。”
既然特偵組有那個意思，當天晚上，彭梅魁還是跑了一次北師大，把特偵組的原話轉告了浦安修，讓她有個思想準備。
很久以後，彭梅魁才聽說，1974年9月份伯伯病危的時候，特偵組真的去過北師大，工宣隊奉命來問浦安修：“彭德懷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決定。”這句話讓浦安修心生疑慮，她又害怕了：為什麼要我自己決定呢？什麼意思呢？工宣隊是不是又要考驗我的立場問題？什麼事情都要依靠“組織”拿主意，一日無“組織”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後囁嚅地說：“我還是不去吧。”
浦安修還沒有意識到，她這個決定為自己鑄成終身的悔恨。
1974年11月29日中午，彭德懷滿懷冤屈地離開了人世。
猶豫了好半天，彭梅魁還是到北師大找到浦安修，告訴她伯伯的死訊，問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遺體。
浦安修沉默了一陣，面無表情地搖搖頭。
晚年懺悔
“四人幫”垮台以後，浦安修開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懷晚年的關係，她越想越深感內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大姐，劉英說：“彭老總臨終時你應該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對的，夫妻一場，這點感情要有。你看我和聞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絕不分開。”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淚水，在劉英大姐面前她感到無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懷自謫居吳家花園到“文革”下獄以後的情況，就去找彭梅魁，讓侄女寫材料。後來聽說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懷的手稿，她想要來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絕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輩對她意見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場。
彭家的晚輩雖然對浦安修有意見，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後，她一直遭受著種種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備受摧殘，卻沒有在高壓下揭發過伯伯一個字，最後大家還是諒解了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是在特殊年代裡的人生悲劇，本來就沒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續，黨中央自然會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復彭德懷夫人身份的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