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有萬殊，物無一量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 語出陸機《文賦》；“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變化很快)，形難力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掌握要領)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努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遜(同“遁”)員(通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無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於冗長。”這是《文賦》關於不同文體有不同的寫作要求的論述。陸機認為，由於文體盡不相同，作品所描述的客觀事物世千差萬別，加上各種事物每時每刻都在紛紜變化，這就給作品形象地描述客觀事物造成很大困難。正因為文體的差異性和事物的變化性，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寫作方法。儘管如此，但是，原則性的要求還是應該遵循的：“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也就是說文學作品要以意為主，文辭雖靠才能以施其技巧，但必須以是否含意為取捨。寫作時對這樣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認真對待：在有無和淺深上寸步不讓。“離方逐圓”是說作文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矩。但又都要達到“窮形盡相”的目的。《文賦》是我國文淪史上最早從事物的複雜性和變異性來論述文學創作規律的論著。與此同時，它還論述了作者個性不同造成作品風格各異的情況：“夸目志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無曠”(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訓無為唯)“喜歡眩耀的人作品崇尚奢華；要求文辭貼切的用辭妥當貼切；好言窮愁的人反映在作品中總覺得天地狹窄；性格豁達的人作品也開朗。《文賦》還列舉了詩、賦等十種文體的不同的寫作要求，在《典論·論文》四科八類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詩緣情而綺靡”的論斷，較“詩言志”更能體現詩歌的藝術特徵。陸機認為，各種文體雖有區分之所在，但無不需要“禁邪制放”、“辭達理舉”。前者指作品的思想內容要正確，不能邪惡放蕩；後者是形式上的要求，在孔子“辭達而已矣”的基礎上，提出“辭達而理舉”，明確指出所謂“辭達”，只是要求能把道理說清楚就夠了，因此，作品“冗長”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