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溫·楊(Alwyn Young)在1991年 《邊乾邊學與國際貿易的動態效應》 和1993年《發明與有限的邊乾邊學》兩篇文章中，修正並擴展了已有的邊乾邊學模式和發明模式，提出了一個有限的邊乾邊學與發明相互依存的混合模式。
基本假定
1．假定使用在特定生產過程中的任何特定產品生產的學習潛力是有限且有界的。當一項新技術產生以後，邊乾邊學會經歷一個從活躍、減緩到最終停止的過程。
2．阿溫·楊有限的邊乾邊學模型在發明模式中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阿溫·楊假定新技術剛發明時劣於已取得極大化生產率(即達到邊乾邊學上界)的成熟的舊技術，並且這種‘‘劣勢邊際”是新技術超出社會累積的學習經驗程度的遞增函式。
3．假定為了實現新技術的巨大生產性潛力，發明率與學習率是相互依賴的。發明率與學習率共同決定了新技術的生命周期及其貼現利潤。
4．假定新技術(新產品)的發明需要現期消費有成本的犧牲，即使資源從產品生產中再配置到研究活動中。為使從事有成本的研究活動有足夠的刺激，還假定每一成功的創新者可獲得發明的無限專利。
5．假定生產經驗能帶來更有效地生產產品的新知識，並且這種由生產經驗產生的知識不能被經濟主體占有。
有限的邊乾邊學模型在國際經濟學的意義
1．自由貿易使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加快，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放慢，並且經濟成長率差距是技術進步率差距的平方。
在自由貿易下，這兩種經濟競爭最激烈的區域是開發中國家中最先進的商品(即那些還在經歷邊乾邊學的商品)與已開發國家最落後的商品(即那些邊乾邊學已耗盡的商品)。這種競爭的作用是非對稱性的，一方面，它促使已開發國家的生產要素從其低級產業轉人邊乾邊學正在發揮作用的產業；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則從其高級產業轉人邊乾邊學已耗盡的產業中。因此，即使開發中國家從貿易中獲得了靜態收益，但卻失去了技術進步的動態收益，也就是說，已開發國家以開發中國家為代價經歷了更快的技術進步。
2．阿溫·楊有限的邊乾邊學模型解釋了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地區在技術轉移和國際分工中的關係。
阿溫·楊有限的邊乾邊學模型通過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技術轉移關係有效地解釋了二者在國際分工中的關係。二戰以後，國際分工由產業間垂直分工到產業內水平分工，再到產品內國際分工不斷深化。一方面，當今國際分工內容呈現多層性，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各種不同要素密集型產業之間的分工，也包括同一產業同一產品的價值鏈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性質的各個環節之間的分工。同時，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體。傳統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已明顯弱化，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載體，通過內部分工體系將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分別安排在位於不同國家的子公司中，充分發揮每個子公司所在國的比較優勢，以適應產品價值鏈中各環節的要素密集性質。另一方面，國際分工的實現方式也具備了多樣性特徵，從單純依賴外部市場上的國際貿易實現分工，轉向外部市場與內部市場並存的多元格局。國際分工總體上仍帶有不平等性，西方已開發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不僅擁有資本、技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而且還控制著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和金融組織，主導著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已開發國家正是利用這些“優勢”拉大了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
因此，當代國際分工的形式逐漸呈現出金字塔結構，目前的開發中國家處在這一金字塔的底部，這種分工格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國的要素稟賦，處於最頂層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次是以東南亞、中東地區為代表的資本、資源密集型產業；處於底層的是以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為代表的土地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種貿易和分工格局不僅使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只能控制生產中的低附加值加工環節，也面臨已開發國家的反傾銷訴訟及開發中國家之間彼此更低成本的競爭等。
3．阿溫·楊有限的邊於邊學模型啟示開發中國家技術進步的發展路徑不能停留在邊乾邊學已經耗盡的產業中，要從引進、消化、吸收逐漸轉人技術創新，這樣才能提升開發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的理論，新技術先是在已開發國家被發明和創造出來，並被初步商業化之後表現其生產能力；然後，開發中國家或多或少地吸收和利用這些在已開發國家邊於邊學已經耗盡的技術，提高其生產能力。因而，開發中國家就成為已開發國家基於生產要素成本上的考慮而選擇的生產加工基地，其自身的技術能力和技術水平卻始終徘徊在邊於邊學已耗盡的產業中而得不到提升。我們知道，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是不同的。當一種新技術用於生產製造出一種大大優於現有產品的新產品時，發明國便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這種優勢會一直持續到技術模仿使技術差距消失。
對於技術進步國家來說，從貿易夥伴國產生對該新產品的需求開始到完全能夠模仿生產為止的時期內，一直具有向貿易夥伴國出口的機會。在貿易夥伴國需求產生以後到能夠開始生產以前，技術創新國具有壟斷優勢，在貿易夥伴國開始生產到完全掌握新技術即掌握滯後期內，技術創新國家具有絕對優勢。由此可見，技術創新國家越是能較早地在貿易夥伴國創造需求，依靠壟斷優勢的貿易利益就越大。對貿易夥伴國來說，新技術能否與本國要素優勢相結合，變進口為出口對開發中國家至關重要。因此，技術進步可以創造一種新的國際貿易競爭格局，它根本上不取決於一國的自然資源及其他生產要素的狀況，也不取決於傳統的比較優勢。但在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內，發明國可以獲得較大的貿易利益。隨著各國的模仿，新產品的生產會在所需要素相對富裕的國家間轉移，而形成另一種對外貿易格局。由技術決定的對外貿易格局又讓位於由要素稟賦決定的貿易格局c3]。此時，開發中國家並不能實現技術創新，只能通過技術引進或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等有效利用本國富裕要素的方式來改變出口結構。
形成這種現代高技術產品貿易格局動態變化的原因在於，在這些產品從投人市場到最終退出市場的各個階段上，不同的生產要素投人先後在生產中占有首要地位。在產品從無到有的發明時期，研究與開發的經費、科研條件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些投人會在產品最初階段的高價格和專利技術轉讓中得到超額補償，這是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貿易利益；在形成較大市場，大規模生產成為需要和可能時，生產技術、資本及熟練勞動力成為主要生產投人物，技術、資本或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貿易利益表現突出。在最後階段隨著技術擴散的進一步擴大，該產品的技術已經陳舊，則普通勞動力成為主要生產投人，勞動力低成本構成優勢，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特點代替了技術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品獲得較大的貿易利益。
在整個過程中，開發中國家從引進、消化到吸收穫得的是生產能力的提升，而已開發國家則始終占據著提升技術能力的位置。要提升開發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從引進、消化、吸收逐漸轉人技術創新階段，提升技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