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信政

據接近銀監會的人士透露，一季度的“銀信政”產品的規模已達1000多億元，這一產品也迅速成為今年信託公司的主營業務。 所謂“銀信政”產品（時常被簡稱為“信政產品”），是指銀行發行理財產品，購買信託公司發行的信託產品，投資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股權或債權，同時政府向銀行和信託出具回購的承諾函。 顯然，在銀行、信託公司、地方政府三方合作中，地方政府更多地是抓住當前寬鬆的融資機會，上馬自己的項目。

5月初，河北省農村信用社聯社一項規模達300億元的理財產品計畫，一啟動即被監管當局叫停，理由是不符合農信社涉農貸款用途。 　這不是一宗司空見慣的理財產品。它的資金投向，以一種曲折的方式最終落在河北省各地的基建項目上，其中石家莊市就要用去80億元，該理財產品的目標是買下中信信託的信託產品，而後者投資於當地的融資平台石家莊發展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石家莊發投）的股權。與此同時，石家莊國資委、石家莊建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石家莊建投）、中融國際信託公司（下稱中融信託）亦於5月初簽訂融資框架協定。三方擬分三期募集50億元信託資金，用於石家莊城市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產業項目投資和國企改制等。這筆信託資金的來源也將是銀行理財產品。
這種期限為兩至三年的信託資金，對於石家莊基建項目的展開至關重要。河北省計畫2009年投資2607億元建設1515個城市改造重點項目；其中，石家莊計畫明後兩年146個項目，總投資1111億元。石家莊建投和石家莊發投作為其中兩家政府投融資平台，如何能夠吸引到包括資本金在內的資金，已是燃眉之急。
目前，石家莊市有六個政府融資平台，除了前述兩個投資公司，城建、土地、財貿、交通各有一個投資公司。據石家莊建投人士介紹，這六個政府平台公司，主要都是三個功能——土地開發、城市建設和經營國有資產。
在圍繞著融資平台的諸多安排中，這種銀行、信託、政府的三方聯姻最具爆發力。自2008年昆明發明了“銀信政”產品以來，已被各地迅速複製。根據有關數據統計，2008年用於基建的信託資金占到全年信託資金的14.5%，而隨著今年各地基建項目的上馬，預計2009年這一比例會上升到30%以上。
據接近銀監會的人士透露，一季度的“銀信政”產品的規模已達1000多億元，這一產品也迅速成為今年信託公司的主營業務。
所謂“銀信政”產品（時常被簡稱為“信政產品”），是指銀行發行理財產品，購買信託公司發行的信託產品，投資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股權或債權，同時政府向銀行和信託出具回購的承諾函。由於這種模式為融資平台或項目帶來資本金，最終可以撬動更多的銀行貸款，因而深受地方政府青睞。
而對於銀行而言，在經濟下行周期，政府基建類項目已成為不假思索的避風港，“銀信政”架構不僅可以規避商業銀行貸款不能用於資本金貸款的規定，而且為進一步貸款綁定了項目，藉以紓緩銀行日益沉重的利潤壓力。
不過，“銀信政”產品高度槓桿化和短債長用的弊端也日漸顯露。今年4月以來，銀監會開始收緊這種產品的規模，並向各信託公司發出風險提示的信號，河北農村信用社聯社的超大規模理財計畫也因之胎死腹中。
銀監會一位官員告訴《財經》記者，銀監會已經向規模較大的信託公司提示了風險，但並沒有叫停相關業務，“現在既不是綠燈行，也不是紅燈停，是黃燈階段。”
迂迴的設計
相較城投債、“打捆貸款”，“銀信政”模式無需業績要求，不經任何行政審批，可用作股權融資，因而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可謂最為便利的融資方式。
目前，信託公司同地方政府合作主要採取三種形式。
一是信託公司發行信託產品，以股權投資的方式階段性入股於地方融資平台，將資金投入政府指定的項目，待階段性持股期滿時，由政府指定機構按約定的價格溢價回購上述股權。“這相當於國開行原來做的‘軟貸款’。”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一位高層分析稱，由於商業化轉型之後的國開行資金不可用於資本金貸款，機制靈活的信託公司便迅速填補了這一市場空間。
二是相對比較簡單的信託貸款的方式，即由信託公司募集社會資金，然後把資金貸給地方政府發起的項目投資公司，而在貸款過程中引入地方政府作為第三方為信託提供擔保。
第三種則兼顧了前兩種操作模式，即信託計畫中既有債權設計又有股權設計，採用結構化的方式運作。
今年2月，中信信託發行的一款投資於天津區域發展的基建集合理財信託，集資達30億元，採用的即是第三種模式。該信託以流動資金貸款形式發放給天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用於天津市基礎設施、軌道交通、水務環保等的建設及運營。其投資項目分為經營性和非經營性，在經營性項目中，項目本身的收入可以支撐信託公司發行的信託計畫，無收益的非經營性項目，則需要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擔保達到增信目的。
與普通信託產品相比，“銀信政”產品的特點在於，地方政府承諾將信託貸款的本息列入財政預算,而其3%－4%的預期年收益率又明顯高於國債(地方債)及定期存款，似乎存在著某種無風險套利的機會，因而這類產品均受到投資者的追捧，每每提前結束募集。
工行4月14日、4月29日分別發行的兩款人民幣理財產品即為典型。其募集資金主要投資於廣東粵財信託有限公司（下稱粵財信託）設立的三個信託計畫，後者分別向中山、惠州、佛山順德區的三家融資平台進行增資擴股，而這三家平台公司再融資用於相關基礎設施建設。
與此同時，這三個信託計畫分別投資的公司股權將分別由中山市國資委、惠州市國資委、佛山市順德區公有資產管理辦公室按照協定約定分期、逐步溢價回購。包含股權溢價款在內的所有回購資金均分別由地方政府統籌納入當地財政進行適當安排。“這幾個產品資金主要用於項目資本金。”粵財信託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家平台公司中，中山中盈有限公司剛剛於今年1月成立，成立三個月就募集了此次規模高達50億元的股權信託計畫。“主要是投向政府以前的項目，並非針對國家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畫項目。”中山市政府一位官員告訴《財經》記者。
顯然，在銀行、信託公司、地方政府三方合作中，地方政府更多地是抓住當前寬鬆的融資機會，上馬自己的項目。
“‘銀信政’產品投向很彈性，根據政府要求的項目，可能是一座橋、一條路，也可能是某個產業——不過和‘4萬億’項目無關，主要是地方政府自己的項目。”上述石家莊建投人士亦如是稱。
銀行的衝動
信託與政府的合作並非全新手段。不過，據有關專家介紹，“銀信政”產品與傳統的信政合作產品的主要區別，其一是傳統信託計畫的資金用途都是具體項目，而在今年地方政府的基建潮中，信政產品大多投向政府平台公司；其二是在此輪信政產品熱潮中，銀行積極介入，成為事實上的主導者，因而規模迅速放大，往往動輒數億至數十億元。
“銀行和地方融資平台的合作，其實是能放貸款就放貸款，不能放貸款就做‘銀信政’產品。”工行總行一位人士表示，“銀信政”產品表面上看起來是信託公司給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發信託貸款，然後銀行根據這一基礎資產進行資金募集；但實際上，都是銀行和政府平台公司先確定融資需求，再找信託公司合作，募集的資金大多用作項目資本金。
最先進入這一市場的是地方商業銀行。“因為地方商業銀行更容易受地方政府主導，四大商業銀行通常還要報總行批，決策鏈條長。”曾為多家地方政府參與設計這一產品的中誠信財務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劉洪稱。目前發行的銀信政產品基本都為非保本浮動理財產品，只需要向屬地銀監局報備，並不需要審批。一般從正式啟動到發行結束最多兩個月。這種無審批的“準地方債”自然深受地方政府歡迎。
“一旦實施巨觀調控，這種模式就不好做了，大家都在抓住寬鬆的環境，趕緊抓錢。”一位市級地方政府人士私下表示。
或許是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的融資渠道更為有限，因而最早嘗試了這種創新。早在2008年7月，中融信託、昆明市人民政府與富滇銀行聯合發行了20億元的“新昆明信託”人民幣理財產品，中融信託將受託資金用於對昆明市土地開發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昆明土投）的增資擴股。期限為兩年，期滿後，昆明市國資委按約定價格溢價回購中融信託持有的昆明土投股權，如果到時昆明市國資委未能按約定回購，昆明市財政局承諾對股權進行回購。這部分資金將納入當年財政預算安排並提請人大審議。
2008年11月，重慶信託、重慶三峽銀行、農行聯合發行60億元“銀信政”理財產品，為重慶危舊房改造提供資金支持。重慶信託對市地產集團和園林綠化建設投資（集團）公司進行增資，再通過渝富資產公司回購股權實現資金的退出。這也是迄今單筆發行規模最大的“銀信政”理財產品。
2009年之後，由於地方融資需求旺盛，四大國有銀行迎頭趕上，並充分發揮其網點多、客戶資源多、理財產品銷售快的優勢。目前工行總行已將部分許可權下放給地方分行，首批九家分行可以開展“銀信政”產品，每期額度在10億元至20億元。“現在廣東、江蘇、內蒙古和湖南做得都比較多，江蘇基本每個市都在做。”工行廣東省分行人士透露。
其他銀行的“銀信政”合作業務勢頭並不遜於工行。據統計，今年1月至4月，建行、交行、招行發行的“銀信政”理財產品都在100個以上，其中近30%均投向基礎設施領域。天津、河南、河北、雲南、浙江、福建、山東、內蒙古、黑龍江、廣東等多個省區市，均有針對當地基建項目發行的集合信託產品落地。
黃燈亮起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信政合作模式的資金成本遠高於發城投債或者銀行貸款，但對於那些無緣於城投債的地方政府來說，無疑拓寬了融資渠道。
在新一波信政合作項目中，地縣級項目數量增長迅速，這也是監管當局擔憂的主要原因。據百瑞信託發布的《2009年第一季度信託行業分析報告》顯示,一季度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共26個，投向區域分別為：直轄市2個、地級市7個、縣級市11個、縣區6個。其中，投向地縣級基礎設施的信託項目數量明顯增多。
“這種‘銀信政’模式是以往‘銀信企’合作模式的提升，使得政府有一個好的融資渠道，投資者多了一種投資產品，屬於一種金融創新。”社科院金融所理財中心王增武博士在支持的同時，也表示需要對潛在風險加以約束，比如項目擔保抵押是否規範、銷售是否適當、項目運營償債能力是否實現等多種因素，需要事前監管、事中追蹤、事後評估，通過積極引導使“銀信政”模式走向合規化、合法化。
就基礎設施項目而言，融資渠道無非有國家投資、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和信託融資，其中融資成本最高的是信託，期限也相對較短，所能籌集的資金規模也相對有限。在這種情形下，信託公司在競爭中是處於相當弱勢的地位的，很難在省級項目和市級的優質基礎設施項目中看到信託公司的身影，只有市級的公益類基礎設施和地縣一級的地方政府由於無法得到國家投資、銀行貸款轉而尋求通過信託渠道獲得資金。
但風險和收益總是呈正比的，地縣級財政收入存在相當的不穩定性，還款渠道欠缺，信託公司不得不承擔比較大的風險，只有考慮通過產品設計及項目現金流控制等手段來實現收益和風險的配比。
在產品規模的設計上，據劉洪介紹，通常根據過去兩年地方財政收入和未來產品存續期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確定規模，“地方政府都希望越多越好，這是不切實際的，財政要出檔案兜底的。”百瑞信託前述報告顯示，一季度基礎設施信託資金投向區域的地方財政收入，除安徽滁州市的縣級市天長市，都在10億元以上，且信託規模占財政收入比例都在5%左右或以下。
與其他政府融資方式一樣，政府擔保的本錢仍然是五花八門，有財政收入擔保，更多的還是土地抵押。“當前土地一級市場不好，地方財政壓力還是比較大。”前述工行人士表示，有些區縣政府已經過度負債。更大的風險在於，銀行、信託公司並不真正了解政府的綜合負債率，沒有人知道哪些是必須的財政經費支出，有多少預算可以用到市政道路等建設上，同時現在搶項目形成的不評估的問題，已經導致銀行對政府融資沒有正確的認知。“我們根本不會去考慮政府還有多少隱形負債。”
在他看來，政府融資最大的好處在於，政府的稅收是強制性的，有很好的現金流，至少能夠保證付息。至於還本，很多人事實上寄希望於未來的經濟成長來消化。
無論如何，監管層已逐漸意識到風險的集聚。4月末，銀監會對信託公司下發了關於信政合作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針對部分信政合作項目不夠規範的問題,要求信託公司對合作方即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資金實力、信用程度和綜合償債能力進行跟蹤分析，審慎選擇服務支持對象。
“地方政府是吃飯財政，它承諾的財政擔保未來能否兌現其實並不確定。很多信託公司對於官員變遷和經濟周期帶來的衝擊還沒有深刻體驗。”銀監會一位官員表示，“風險提示是第一步，如果這種趨勢仍不減，我們會對每個項目逐一緊盯，並跟進相應監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