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開國之初，由於功臣宿將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將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於一戰”。對於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致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將輩出確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將也確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勳卓著，位至樞密，但由於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最冤莫過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措施
第一步是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進而對武將實行種種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時人曾這樣描述它的消極作用“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張方平語），其結果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矯枉過正的結果是以後發展成為可笑的“恐武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