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太平·無題[元末無名氏散曲作品]

《醉太平·堂堂大元》是流行於元朝末年的一首散曲,作者不詳。這支曲子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混亂情況,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全曲通篇都在控訴社會現實,有如戰鬥檄文,格調質樸自然,語言辛辣明快,音調鏗鏘有力,重疊對偶句式的運用於變化中見工巧,堪稱元曲小令之佳構。

作品原文

【正宮】醉太平

堂堂大元 ,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 ,惹紅巾萬千 。官法濫 ,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 ,鈔買鈔 ,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正宮:宮調名。十二宮調之一,是元曲常用的宮調。醉太平:曲牌名。小令兼用。又名“凌波曲”,入“正宮”,亦入“仙呂”“中呂”。首二句須對仗,五、六、七句鼎足對。

⑵堂堂:氣象宏大莊嚴。

⑶奸佞(nìng):諂媚巧偽、撥弄是非而又陰險狡猾的壞人。指元末丞相脫脫、參議賈魯等人。佞,善以巧言獻媚取寵者。

⑷開河:指開掘黃河故道。因為元朝末年黃河水患連年不斷,威脅了京師運漕的生命線,故由丞相脫脫責成工部尚書賈魯開浚黃河故道,引黃入海。變鈔:指變更鈔法。元順帝朝丞相脫脫為彌補國庫空虛而採取的更定鈔法的措施,強行規定以不等價的兌換標準推行新鈔。由於濫發新鈔,致使物價飛漲,民怨沸騰。

⑸惹紅巾萬千:引起成千上萬起義的紅巾軍。紅巾,指元末由韓山童、劉福通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因他們用紅巾裹頭為標誌,故名“紅巾軍”。

⑹官法濫:指官吏貪污成風和拿錢買官。《草木子》記載:“元朝末年,官貪吏污……自秦王伯顏專政,台憲官皆偕價同而得,於是有司錄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

⑺人吃人:當時黃河泛區饑民相食的情況時有發生。《草木子》載:“元京飢窮,人相食。”

⑻鈔買鈔:指朝廷更定鈔法後,舊鈔與新鈔的倒換買賣。

⑼哀哉:真是悲哀啊。

白話譯文

堂堂大元朝,貪官污吏當權。河水泛濫成災,新鈔大量印造,貨幣迅速貶值,民不聊生,引起了紅巾軍千萬人起義。官權泛濫無度,刑法殘酷苛刻,百姓怨聲載道。社會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用錢去換錢,什麼時候見過這種情形?奸人做了官,做官的又都是貪官污吏,賢明的人得不到重用,悲哀啊真是可憐!

創作背景

元朝末年,奸佞當權,朝政極端腐敗。元順帝君臣驕奢淫逸,大肆揮霍浪費,弄得國庫虛竭,財政極度困難。據《元史·世祖本紀》及《食貨志》等記載,元朝建國起就用楮幣(即紙幣),先後發“中統元寶交鈔”、“中統元寶鈔”和“至元寶鈔”,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賦稅以外,又於至正十年(1350年)另發“至正交鈔”的新紙幣,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統寶鈔”和“至元寶鈔”,規定新鈔一貫相當於銅錢一千文,準折至元寶鈔二貫、中統寶鈔十貫。新鈔大量印造,貨幣迅速貶值,在大都鈔十錠(等於銅錢5萬文)還不夠買一斗米。“變鈔”的結果,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使人民生活更為困難。同時,由於元朝政府不關心生產,水利設施年久失修,黃河在至正四年(1344年)接連決口,泛濫成災,使老百姓大量死亡,並且嚴重影響到元政府的財政收入。元政府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下令徵調農民和兵士十幾萬人治理黃河。《續資治通鑑》記載:“至正十年(1350年)十二月,右丞相托克托(即脫脫)慨然有志於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齊等口。又自黃陵至楊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黃河兩岸農民本已飽受災荒之苦,到工地上又橫遭監工的鞭打,被剋扣口糧,個個無比憤怒。於是,“開河”和“變鈔”就成為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線,導致了紅巾軍起義的爆發。這首流行於元朝末年的小令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狀況。

作品鑑賞

整體賞析

這首散曲取的是“醉太平”的曲牌,寫的卻是不太平的時世。一說曲子原題就作“譏奸佞專權”。起首兩句“堂堂大元,奸佞專權”就是對“大元”作開宗明義的否定。“大元”前著“堂堂”二字,諷刺、輕蔑之意十分明顯,較之“堪嘆大元”“可笑大元”之類的直露說法,更顯憤激。

三、四兩句,是對元末朝政的總結。元明間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曾載無名氏詩一首:“承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的天下鬧。”可見“開河”與“變鈔”確是當時激起朝野沸動、天怒人怨的兩大原因。由於“開河”徵發人數眾多,而貪官污吏趁機剋扣盤剝,工程遂成為影響中原的擾民之舉。《草木子》云:“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放,河夫多怨。”加上治河過程中,民夫掘出石人,上有謠諺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於是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乘勢以之為號召,發動了紅巾軍農民起義,最終導致了元王朝的滅亡。由於“變鈔”後,新鈔粗濫不堪使用,結果民間反以加三四成的補折倒換舊鈔,即下文所謂的“鈔買鈔”,鈔法的實行使赤貧的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惹紅巾萬千”,一個“惹”字直接揭出了官逼民反的本質,“萬千”二字則以紅巾軍的聲勢來見出統治者取“禍”之危烈,感情色彩十分強烈。

“官法濫”三句是進一步的剖析和說明。元代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刑法又極為慘刻苛細;官吏作奸犯科,與盜賊伉靡一氣,善惡顛倒,黑白不分,已無社會正義或公理可言。《堯山堂外紀》載:“至正間,上下以墨為政,風紀之司,贓污狼藉。⋯⋯有輕薄子為詩嘲曰: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這都是當時筆記上的實錄。

“人吃人”三句是當時人民民眾災難的典型概括。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百姓掙扎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據《乾隆平原縣誌》卷九載,至正四年(1344年),山東一帶“八月復霖雨,民飢相食”。除了天災,更有人禍。朝廷的更定鈔法導致錢鈔貶值,民間反以錢換錢,當時用舊鈔換新鈔要打折使用,並要收取所謂工料費,百姓又受到盤剝。可見曲中這三句的提煉,是既典型又全面的。

末句的“哀哉可憐”四字,將上述種種駭人聽聞的黑暗情狀盡行攝人,痛恨、感傷、冷蔑、無奈,這是只有身在其境的此中人才能抒發出來的。

這支小令直陳時事,感情如火山噴薄而出,不假雕飾,義正詞嚴,淋漓痛快。曲子格調質樸自然,語言辛辣明快,重疊對偶句式的運用於變化中見工巧。尤其是四、五、六三句,將七字句的定格化為三組三字語形成的長句,音韻鏗鏘,若吐骨鯁。全曲幾乎近於民謠,押平聲“先寒”韻,聲韻通達而響亮。元散曲中,像這樣鋒芒畢露、直接詛咒政治的作品不多,故此曲彌足珍貴。

名家點評

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二)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王星琦:“(此曲)是形象的歷史,可視為史家活的材料。同時,它又是人民民眾所創造的活的文學,元散曲的生命力由此可見一斑。小令辛辣活潑,直接干預現實生活。語言生動亢爽,音律和諧自然,堪稱民謠中之傑構也。”(《元曲三百首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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