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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把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論部分的終結，交給讀者了。當1885年第二卷出版的時候，我曾以為，第三卷的困難大概只是技術性的，當然，某些極為重要的章節是例外。實際上情況也是這樣；但我當時沒有想到，正是全書這些最重要的章節會給我造成這么多的困難，同樣也沒有想到，還有其他一些障礙會如此嚴重地拖延本書的付排。首先而且主要妨礙我的，是長期視力衰退，因此，我多年來不得不把寫作時間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現在，我在燈光下寫東西也只是很偶爾的事情。此外，還有一些別的無法推卸的工作，如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種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譯，就是說要訂正、作序、增補等等，而這些工作沒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進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對這個版本的文字擔負了最後審核的責任，所以它占了我許多時間。誰要是稍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國際社會主義文獻的巨大增長，特別是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譯本的數量，他就會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慶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幾種文字上對譯者有所幫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幾種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訂的責任。但是文獻的增加不過是國際工人運動本身相應發展的一個象徵。而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又賦予我新的責任。從我們開始公開活動的那些日子起，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在本國進行的運動之間的聯絡工作，大部分落到馬克思和我身上；這項工作隨著整個運動的壯大而相應地增加了。但在馬克思去世以前，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馬克思擔負，在他去世以後，這種不斷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個人身上了。不過在此期間，各國工人政黨互相間的直接交往已經成為常規，而且值得慶幸的是，情況越來越是這樣；雖然如此，從我的理論工作考慮，人們要求我給予的幫助還是太多了。但是誰要是像我這樣五十多年來一直在這個運動中從事活動，他就會把由此產生的各項工作看作一種義不容辭的、必須立即履行的義務。在我們這個動盪不定的時代，也象十六世紀一樣，在公共利益的範圍內，只是在反動派方面還有單純的理論家，正因為如此，這些先生們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論家，而只是反動派的辯護士。
我住在倫敦，進行這種黨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談。由於這個緣故，並且由於我必須注視著運動在日益增多的國家中的發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機關報刊的情況，所以，凡是不容中斷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別是一年的最初三個月去完成。一個人過了七十歲，大腦中的邁內爾特聯想纖維工作起來遲鈍得令人討厭，要克服困難的理論工作上的中斷造成的影響，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容易那樣迅速了。因此，一個冬天的工作要是沒有完成，到下一個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這種情況，特別發生在困難最多的第五篇。
讀者從下面的敘述將會知道，本卷的編輯工作根本不同於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個初稿，而且極不完全。每一篇的開端通常都相當細心地撰寫過，甚至文字多半也經過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帶有草稿性質，越不完全，越是離開本題談論那些在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其最終位置尚待以後安排的枝節問題，句子也由於是按照當時產生的思想寫下來的，就越長，越複雜。在許多地方，筆跡和敘述非常清楚地顯露出，作者由於工作過度而得的病發作了，並且逐漸加重；這種情況起先使他獨自進行工作越來越困難，最後竟時常使他的工作完全無法進行。這並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間，馬克思不僅已經為《資本論》後兩卷寫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準備付印，而且還為國際工人協會的創立和擴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病在
1864年和1865年就顯出嚴重的症狀，使他不能親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個易讀的抄本；這個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費很大勁才能辨認。這件事就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抄完以後，才能開始真正的編輯工作。我把這種編輯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範圍之內。凡是意義明白的地方，我總是儘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質。個別重複的地方，我也沒有划去，因為在那些地方，像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樣，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同一問題，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說法闡明同一問題。在我所作的改動或增補已經超出單純編輯的範圍的地方，或在我必須利用馬克思提供的實際材料，哪怕儘可能按照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結論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弧(本卷用花括弧{}——編者注)括起來，並附上我的姓名的縮寫。我加的腳註有時沒有用括弧；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縮寫的地方，這個注就全部由我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