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結構
周圍環境
良渚古城還原圖良渚古城良渚古城遺址地處浙西山地丘陵與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帶，地勢西高東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
外觀與大小
遺址地圖良渚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城牆底部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寬度40——60米，基礎以上用較純淨的黃土堆築，部分地段地表以上還殘留4米多高城牆。共發現六座水門。
功能分區
良渚古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圍，貴族住在城中央的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除了莫角山巨型台址，良渚古城中部位置還有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最高等級墓葬——反山墓地。莫角山土台和反山墓地均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考古發現。在城外北偏東五公里處為著名的瑤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級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禮器。有人從田野考古學角度判斷，良渚古國的“首都”應該就在這裡。
水利系統
水利系統示意圖2016年3月15日，經專家實地考察確證：杭州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系統（並不是最早的水壩），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 。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與發掘被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外圍水利系統位於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由自然山體組成，目前共有11條堤壩遺址，主要修築於兩山之間的谷口位置，分為南、北兩組壩群，分別為塘山、獅子山、鯉魚山、官山、梧桐弄等組成的南邊低壩群及由崗公嶺、老虎嶺、周家畈、秋塢、石塢、蜜蜂弄組成的北邊高壩群，構成了前後兩道防護體系。根據初步的考古認識，該水利系統兼有防洪、運輸、用水、灌溉等功能，與良渚文化遺址群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
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良渚古城易受到山洪的衝擊，直至當代，東苕溪仍是杭州抗洪排險的重點區域。良渚人首先在外圍興建防洪設施，使整個遺址能趨利避害，兼得山澤之利而無水患之虞，從而使區域經濟得到發展。同時，水利系統的設計和建設過程，也為日後良渚古國的管理機構建設提供了經驗和借鑑。
根據水利專家對溢洪道位置的估算，整個外圍水利系統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了面積約為13平方公里的儲水面，蓄水量可達275萬立方米，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遺址。
外圍水利系統與良渚古城緊密結合，除了水利科學的意義外，還將中國水利史由現知最早的春秋和戰國時期往前提升了1000年。外圍水利系統在壩址選擇、地基處理、壩料選材、填築工藝、結構設計、交通運輸等方面表現出較強的科學性，在我國城市建設史上具有極高價值。同時，如此規模浩大的水壩建設，需要相當的管理組織能力，說明當時良渚已經具備了應對複雜需求的社會組織管理能力。
考古進展
良渚古城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職員施昕更在家鄉杭縣（今杭州市餘杭區）良渚鎮發現了良渚遺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將良渚遺址為代表的史前遺存命名為“良渚文化”，這屬於當時中國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之一。
1980年代中期以後，這裡又先後發現了反山王陵、瑤山和匯觀山祭壇、莫角山大型宮殿基址。後來證明，這些大型建築設施和珍貴玉器等的使用者和擁有者，很可能是良渚古國的國王或貴族。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這是個人工堆築的土丘，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瑤山遺址在反山東北約5公里，1987年發掘出12座墓葬，還有一座祭壇。匯觀山東距反山約3公里，發現一座完整的祭壇和四座大墓。大墓中發現大量玉器。
1990年代中期，良渚遺址群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約近35平方公里的保護範圍，還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古城2000年後，浙江省和杭州市先後批准成立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和管理委員會，出台了管理條例和保護規劃，以加強良渚遺址的保護力度。
良渚古城2007年起，在良渚遺址發現了占地約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之後還在古城之外，發現了占地約8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跡象。 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側的河池頭村發現了東西分布的底部鋪墊石頭的類似遺蹟，東段與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東側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關遺蹟；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側的相關遺蹟。考古人員初步判斷，這種底部鋪墊石頭的遺蹟應是良渚文化時期圍繞莫角山四周的古城牆。12月，為保護良渚遺址，當地的農民需外遷安置，當地政府打算在瓶窯葡萄畈遺址高地西側建農民房。在建房前，因為良渚遺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隊先進場試掘。誰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考古隊員先發現了良渚時期的古河道，又發現了幾塊人工堆築的石塊。由於這一遺蹟位於良渚的最重要地帶———莫角山遺址西側平行約200米，考古人員推測這可能是莫角山遺址的西城牆。於是，省考古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了在莫角山周邊的考古調查，並得到了批准。
在古城牆邊的護城河裡，還發現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正是這些出土的陶片讓專家在2007年作出判斷：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2009年9——10月在首都博物館舉行的新中國考古事業60周年獻禮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紹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號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紹為“公元前2600年”。但因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應該與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體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實際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良渚古城2011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還與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合作，對從良渚古城疊壓城牆中發掘出的一系列樣本進行碳14測年。十幾組數據顯示，良渚古城城牆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間。
2016年3月15日，經專家實地考察確證：杭州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系統（並不是最早的水壩），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 。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與發掘被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歷史價值
良渚古城以規模宏大的古城、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國家。
良渚古城遺址真實、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實證距今5000年前中國長江流域史前社會稻作農業發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補《世界遺產名錄》中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國5000年文明史提供獨特的見證。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國家文物局曾明確提出，在發現的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誌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這是繼20世紀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地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同時，良渚古城的發現將莫角山大型土台遺址、反山貴族墓地和莫角山周邊眾多遺址點組合為一個整體，為研究良渚遺址的整體布局和空間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這裡，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良渚人為了占領這裡，還曾經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箇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古城爭議
考古專家和田野考古專家
從2007年底宣布發現良渚古城牆以來，就存在著爭議。異議學者絕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他們可以被稱為“良渚古城懷疑論者”。良渚古城懷疑論者主要的攻擊點，放在城牆的構造上。他們認為部分“古城牆”夾河而建，無此先例或後例；“古城牆”系壘土而起，有夯築技術而不用，令人生疑；“古城牆”兩邊系緩坡，無阻敵作用；“古城牆”過於寬大（個別地段寬至百米），顯然不像正常的城牆；“古城牆”不是整體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個時期的不同堤壩碰巧湊合成圈，等等。他們的意圖是：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牆”的最基本功能——“禦敵”，“良渚古城”自然就因為站不住腳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牆”的發現者和捍衛者們則強調。從他們的田野考古專業眼光來看，古城牆系整體一次建築而成，合圍成一個閉合牆圈，這是不容討論的。至於為何其牆基如此寬大（最少有四、五十米，個別地段有寬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於自己或敵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問題。也許，當年城牆頂部建築有柵欄，可以禦敵。其實，從現存的江南城市遺蹟來看，多有“髙墩台”這樣的壘土堆，這樣的“髙墩台”是適合在水網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禦作用的。
天文考古角度
從天文考古與文獻結合的角度觀察良渚古城牆，那么，這個田野考古專家們所謂的“古城牆”是一個錯誤的認識。所謂的“古城牆”，其實是古代天文學所謂的“四陸”。古人把二十八宿分為“四陸”，即東陸、南陸、西陸、北陸。“陸”就是“陸地”、“陸道”，即高於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與“水”相對的事物。《說文》：“陸，高平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爾雅·釋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像為陸路。《易緯通統圖》：“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河圖錄運法》：“日有四陸，月有九行。”《隋書·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對比古人的說法，我們看到“良渚古城牆”確實與它兩邊的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現已證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發現了六座水門（兩座在“北城牆”，兩座在“東城牆”，兩座在“南城牆”）。從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發現陸門。由此可見，良渚古城內外皆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牆”其實是用水襯托出來的“陸”。古人可能認為，“陸”就是由上層的土壤和下層的基岩疊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們看到“良渚古城牆”在生土層上平鋪了一層石頭（這可能代表基岩），而後堆土（這可能代表土壤）。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狀的堆土，沒有在兩邊豎立木桿和木板，沒有在兩排木板之間填土並夯實。而禦敵性質的城牆，顯然是“版築”的，內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夾角，以增加敵人攀爬翻越的困難程度。因此，“良渚古城牆”很可能不是禦敵性質的“城牆”，而是“四陸”。
那么，為什麼“良渚古城牆”要建成“四陸”的形狀呢？那因為它是一個禮儀設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為，從天文考古學結合文獻學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天皇與中國版圖內的眾多強力部族首領是結盟兄弟的關係。天皇、皇后與眾多結盟兄弟的關係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間的關係，即天皇對應太陽，皇后對應月亮，各地諸侯對應五大行星。《春秋命歷序》：“天地開闢，萬物渾渾，無知無識。陰陽所憑，天體始於北極之野，地形起於崑崙之虛，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天皇出焉，號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繼相治。乘風雨，夾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夾日月以行”，實際上是指天皇與其結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從牽牛星出發，開始了中國文明歷史（牽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牆”應該是遠古的“中國”成立的盛大儀式上專用的特殊禮儀設施，是特意提供給天皇、皇后和各地結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陸”。天皇和各地結盟兄弟通過一起行走四陸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諧一致對於“中國”以農立國的重大意義。
也許有人可以懷疑在天皇時代，即在2600 BC時代，中國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牽牛星）。二十八宿的漢字版頒行於少昊時代（見《路史》）。少昊時代也就是黃帝時代。黃帝時代在2300 BC，距離天皇時代只有300年，相當於我們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時代已經有了以漢語漢字表達的二十八宿，那么，距離少昊只有300年時間的天皇時代有一個古越語版的二十八宿應該也是正常的。
古國猜測
良渚古城從良渚文化墓地看當時貧富分化已非常明顯，等級差別已經出現，大墓中的琮、璧、鉞等成組玉器的出現，則是禮儀制度出現的重要標誌，表明當時統治者內部已有了嚴格的禮儀等級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北大教授嚴文明說，到底什麼時候出現了國家，這個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應該與國家組織聯繫得很緊了。良渚古城應該是即將進入文明或初步進入文明的階段，應該有初步的國家組織、政權組織，因為古代國家組織應該都有都城，古城中間有個莫角山，很像是宮殿性質的建築。
有一種意見認為，良渚古城對應的良渚古國，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鶡冠子》講的“成鳩氏之國”。按照宋代著名學者陸佃的注釋，“成鳩氏”就是天皇氏。《鶡冠子》講的“成鳩氏之國”，位於楚國的領土上，而吳越之地，在戰國晚期已經是楚國領土的一部分。《鶡冠子》講到“成鳩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鉞。而良渚古城內的反山墓地12號大墓主人左手邊確實有一件舉世無雙的玉鉞。《鶡冠子》還提到成鳩氏之族“兵強，世不可奪”。而田野考古學結果顯示，從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這500年裡，良渚文化集團進行了“北征”，即大規模對黃河下游地區用兵。另據《說文解字》介紹，吳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為族屬標誌。《路史》記載天皇氏“鱗身”。“鱗身”就是蛇身。可見，古文獻里的天皇氏從族屬標誌來看，應該是吳越之地的人氏。從天文考古學角度看，吳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紀”對應的土地，而星紀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文獻記述說“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歷序》：“天地開闢，……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天皇出焉，號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風雨，夾日月以行。”從引文我們看到，前面講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啟程於牽牛星宿，後面講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諸多兄弟“夾日月以行”，那么這段引文實際上告訴我們天皇氏是從牽牛星（也就是“星紀之次”）對應的吳越之地啟程，開始治理國家的。所以說，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鳩氏之國，天皇氏之都。
申遺成功
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在亞塞拜然巴庫舉行的世界遺產大會上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達55處，位居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