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第二版包括一個序言（第二版著者序）和四卷。
第一卷題為“關於文化落後地區人口的抑制”，共14章。前兩章包括了他人口理論的大部分內容，其中包含兩個公理：一是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須的；二是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兩個級數理論：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他算到，人口以1，2，4，8，16，32，64，128。256的比數增加。而生活資料則按1，2，3，4，5，6．7，8，9的比數增加，在兩個世紀的人口與生活資料比率將是256：9。關於對人口數量抑制的兩種方法：一是積極性抑制：縮短生命的因素包括因貧困引起的死亡、戰爭、瘟疫、地震等自然災禍，他同時認為這種方法是罪惡的；二是預防性限制：預防出生的因素，如追求獨身生活，不生育或少生育。預防性限制又可分為：道德的限制，主動節制結婚生育；不道德的限制，被動節制生育。通過對上述理論的論述，馬爾薩斯又提出了三個命題：第一，人口必然地為生活資料所限制；第二，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增長，除非受到某種非常有力而又顯著的抑制的阻止；第三，這些抑制，全部可以歸納為道德的節制，罪惡和貧困。後12章論述所謂文化發展落後的地區和過去時代的人口抑制，文中主要引用了印第安人、南洋群島人、北歐古居民、近代遊牧民族及非洲、中國、日本、希臘等國的歷史資料。
第二卷題為“近代歐洲各國的人口抑制”，共13章，是第一卷的繼續。分別對挪威、瑞典、俄國、瑞士、法國、英格蘭等同近代的人口發展狀況進行考察，並證明了“道德抑制”和“積極抑制”在歷史發展階段作用不同。在古代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缺少理性，“積極抑制”起主要作用；在近代社會中，生產力大大提高，理性作用加強，“道德抑制”逐漸代替了“積極抑制”起著主要作用。從而說明了人口的抑制在歐洲近代也是顯而易見的現象。
第三卷題為“就人口原理產生的弊害對社會的提案以及各種可行的制度與手段”，共14章。馬爾薩斯依據他的人口原理，反對葛德文等人的社會改革思想，試圖證明平等制度是不可能建立的，而只有私有制才是社會發展的最好形式。同時，馬爾薩斯反對恤貧法，反對廢除穀物法，比較不同經濟狀況下財富和人口增長情況：馬爾薩斯指出，恤貧法不可能解決貧聞的問題，對貧閒的救濟是一種犯罪，最後他分別論述農業制度、商業制度、穀物法等對社會進步的影響。該卷的中心思想是：只有抑制人口增長方可能改善貧民狀況，要取消對人口的抑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四卷題為“關於消除或緩和人口所產生的災害前景”，全卷共14章，在這卷中馬爾薩斯宣稱，與其他改進人口狀況以消除人口過剩災害性的方法相比，道德的節制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辦法。只有“道德抑制”才可能消除貧困和罪惡，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前景。同時他還對社會將來的改進提出了構想和期望。認為社會和文化的進步將抑制人口的增進。在這卷的最後，他指出，財產的不平等不是社會貧富差距的直接原因，窮人無權向富人索要。
作品目錄
| 第一卷 關於文化落後地區人口的抑制 | 第三卷 就人口原理產生的弊害對社會的提案以及各種可行的制度與手段 |
| 第二卷 近代歐洲各國的人口抑制 | 第四卷 關於消除或緩和人口所產生的災害前景 |
創作背景
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歐洲社會變革的年代。產業革命使英國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但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發展，又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惡化，失業和貧困成為英國嚴重的社會問題。1789年發生的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英國勞動民眾反對失業和貧困的鬥爭日趨高漲。在英國出現了W·葛德文（1756～1836）等人主張社會改革的著作。他們的社會改革思想十分吸引人心。英國統治階級迫切需要消除他們的影響。1798年，馬爾薩斯匿名發表了小冊子《論影響社會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以及對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家推測的評論》。其目的在於反對法國革命和社會改革論。隨後，馬爾薩斯到歐洲各地蒐集資料，回國之後將原先的小冊子加以改寫，並於1803年出版了該書的第二版。原先只有5萬多字的小冊子被擴大為20萬多字的一部著作，書名也改為《人口原理，或關於其過去及現在對人類幸福影響的見解；以及有關我們將來消除或減輕由此而引起的災難前景的研究》（一譯《人口原理》，又譯《人口論》），並用真名發表。
從第二版開始，馬爾薩斯緩和了第一版中的某些嚴峻意見，由引起爭論的“小冊子”，變成了一篇合乎歸納推理的論文。增加了道德抑制；重點由社會的可能完善性變成濟貧和人口原理對人類的刺激；人口增殖不再需要通過惡習和貧困來消極地加以抑制；人口壓力的後果可以由採用遲婚的辦法而避免。 這一著作在馬爾薩斯生前出了六版，每版都有新變動，但基本觀點沒有變。
作品思想
《人口原理》從兩個不變法則出發：①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②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論證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生活資料以算術級數增加，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生活資料增長，人口過剩和食物匱乏是必然。因此，必然發生強大的妨礙，阻止人口的增加，這種妨礙就是貧窮與罪惡。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初版中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三個命題，即“人口增加，必然為生活資料所限制；生活資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占優勢的人口增加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使人口和生活資料保持均衡”。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第 2版中把原先作為他的人口理論出發點的兩個前提，改為“一切生物都有超越為它準備的養料和範圍而不斷增殖的經常趨勢”。在第二版中，馬爾薩斯又提出阻止人口增加的道德抑制。根據《人口原理》，失業和貧困不是社會制度造成，而是人口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財產私有制使人們不致因縱慾而生殖過多子女，因而是發展人類能力和智慧，培養和提高人類德性的最良好制度。也因此，《人口原理》反對英國當時的濟貧法。《人口原理》還主張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工人的生活要隨工人人口增減而進退。馬爾薩斯在第二版中運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作為他的人口理論的基礎。《人口原理》以抽象的人口規律代替歷史的人口規律 ，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辯護。
此外，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增加的妨礙，除貧困與罪惡之外又舉出了道德抑制，即無力贍養自己的子女者不要結婚或者晚婚，而在未婚前要保持貞潔。原先他概括的三個命題中的第三命題則修改為“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優勢力量並使其結果與生活資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歸納為道德的抑制，罪惡和貧困”。馬爾薩斯的這三個命題就是他所說的支配人類命運的人口自然法則的基本內容，也是馬爾薩斯主義的基本內容。
馬爾薩斯根據上述基本觀點引伸出以下幾點結論：
①失業和貧困並非社會制度造成，而是人口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任何社會改革和農業條例，都不可能消除人口法則的壓力。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婚姻自由，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勢必刺激人口增加，但生活資料增長總是有限度的，即使建立起平等的社會制度也必然很快陷於瓦解。
②財產私有制是人口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因為財產私有制使人們不致因縱慾而生殖過多的子女。它是發展人類的能力和智慧，培養和提高人類德性的最良好制度。
③馬爾薩斯極力反對當時英國實行的濟貧法，他認為濟貧法使無力維持家庭的人，也要結婚，生育子女，結果是使得貧民製造貧民。
④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工人的生活隨工人人口的增減而進退。
後世影響
《人口原理》是最早的人口學著作之一 ，學術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出版以來在社會科學領域受爭議的一部著作，它對世界人口理論及整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人口原理》是作為法國革命和革命的激進思潮的“消毒劑”而問世的。馬爾薩斯直言不諱地說，他寫作《人口原理》的目的， “是運用這原理來試驗一下那些關於人類和社會完善性理論的真實性”，而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則在於，使下層階級“永遠不易受到煽動性出版物的影響”，讓上層階級“無須擔心那種革命的過火行為”。正因如此，《人口原理》一問世，立即受到英國統治階級熱情的喝彩。
200多年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影響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社會科學家及政治家。不僅如此，他的觀點還影響著生物學的研究。查理·達爾文說他讀過《人口原理》，該書為他的進化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環節。
在1985年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人口統計學大會上，來自全球60多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以99.8%的贊成票，通過了再版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決議。
作品評價
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關於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這裡有機會表示讚揚，不勝欣幸。反對這部偉大著作的人的攻擊只能證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應有的聲譽將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傳播遐邇，因為它對於這門學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前蘇聯經濟學家盧森貝：該書以其激烈的和打動人心的議論把輿論引向一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尚未經過適當研究的問題。
作品爭議
《人口原理》的結論，都是根據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初期的人口現象而得來的。但從總體上看，這些結論都是錯誤的。首先，他將人與自然界的動物等同起來，抹殺了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從而忽視了人口問題的社會性；其次，他闡述的“兩個級數”，雖然已經聲明是在“沒有限制的條件下”的增長規律，但事實上，沒有限制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人口不可能永遠按“幾何級數”增長；最後，在抑制人口增長的兩種手段中， “積極抑制”不受人的主觀意識支配，而“道德抑制”更是不符合實際。因此，《人口原理》自問世以來，在社會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英國研究馬爾薩斯的學者曾說道：“馬爾薩斯留下了無人閱讀而萬人痛罵的著作”，馬克思更是將其作為庸俗經濟學進行痛批。
出版信息
《人口理論》第一版於1798年匿名發表，作者生前共發行六版（1798、1803、1806、1807、1815、1826）。作者死後的1872年又出了第七版。
作者簡介
人口原理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資產階級人口學家，庸俗政治經濟學家，東印度學院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授，英國教會的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