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一蓑煙雨任平生，寫盡對世間風雨的耐受。
也無風雨也無晴，道盡對人生坎坷的淡然。
一則故事，就是一段歷史。
最坎坷的經歷，煉就最淡定的人生。
細細品讀，方能感知箇中滋味。
作者簡介
王學泰， 1942年12月生於北京，漢族。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學術專長是文學史與文化史，現從事古代文學研究。代表作有《中國流民》、《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燕譚集》、《水滸與江湖》、《發現另一個中國》等。
媒體推薦
書中的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更不是逼出來的，而是“流”出來的。因為心裡太滿，衝動太強，所以不得不“流”出來的。相信讀者會從作品的字裡行間看到作者寫作時內心的快樂，這將是一位讀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極致。
——李銀河
圖書目錄
知識分子叢書總序
自序
少年舊事憶城南
關帝廟記事
我與“第一本書”
天橋雜憶
附：老天橋的復興恐怕不那么容易
附中小記
生活的第一課
一本書的故事
野驢顧惟喬
娛樂記往錄
那個連陰雨的秋天
永難忘卻的那一個陰雲密布的下午
南口雜詠
北京第一監獄生活散記
我的一次上訪
讀書生活的轉折點
老去文章渾漫與
一件小事，一點議論
序言
知識分子叢書總序
知識分子應如何定義？有人說知識分子是一個職業；有人說知識分子是一種身份；有人說知識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有人說知識分子是批判社會的人。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在所有這些定義中，我最喜歡法國大知識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定義。據他說：“知識分子需要投入、表態、傳播，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滿足於寫小說或詩歌；與藝術家也不同，藝術家需要創造藝術作品；和學者也不同，學者尋求的是真理。而知識分子就是一種干預性的態度，走出自己的辦公室和實驗室。比如雨果，當他寫《世紀傳奇》時，他是作家，但當他寫《死囚末日記》時，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國取消死刑，或者是寫拿破崙三世的時候，就是為了打倒拿破崙三世的專制制度。還有畫家庫爾貝，當他畫《奧爾南的葬禮》的時候，他是一位畫家；但是當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討論摧毀拿破崙樹立起來的旺多姆圓柱的時候，他就是知識分子，當然他也為此入獄。我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科學界的約里奧·居里或者是薩哈洛夫，當他們為核工業能源工作的時候，他們是科學家，但是當他們加入法國共產黨的時候，或者是主張維護人權的時候，就是知識分子。薩特在出版《詞語》的時候是一位作家，但當他主持羅素法庭批判美國入侵越南的時候，他就成為一位知識分子。”
這套叢書取名知識分子叢書，就是在德布雷意義上取的。這套書的作者都有各自的專業，在這套叢書中，他們都寫了一些超出自己專業之外的文字，在公共事務上發言，批判社會，關注與社會的發展有關的議題。我編這個叢書有兩個遴選標準：第一，要有思想。第二，文字要好。
為了這兩個標準，我大費周章。如果論文字好，首選王小波、李零和馮唐。他們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歡的。借用馮唐評價文字好壞的標準，這三個人的文章我看的時候都曾大笑。在我京郊的住所，我讀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馮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差點誘發哮喘。小波的當然早就笑過。還有崔衛平佐證，她對我說，讀小波的東西不能在捷運這樣的地方，因為你一旦大笑，別人會以為你發了神經病，所以她說，她是和十幾歲的女兒一起坐在家裡床上看的，看著看著就笑倒在床上。
我相信，這裡選的知識分子作家都是中國當代最好的寫作者。他們敏銳的思想、獨到的視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國文壇的最佳收穫，也是當代漢語寫作中的最高境界。我請他們每個人自己選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每人十萬字。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我估計十萬字是人們耐心的極限，請不要讓我後悔應當把每本字數定在八萬。可以放心的是，這些作者都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境界：他們的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更不是逼出來的（沒的寫硬寫），而是“流”出來的。因為心裡太滿，衝動太強，所以不得不“流”出來的。相信讀者會從作品的字裡行間看到作者寫作時內心的快樂，這將是一位讀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極致。
可惜的是，由於各不相同的原因，這套叢書最終無法收入李零、秦暉、吳思、葛劍雄等人的文字，遺憾之至。
李銀河
2012年9月30日
自序
這個集子所收的大多是與個人經歷有關的散文與隨筆，或者說是多少帶有點自傳性質的文章。
寫自傳對於我們那一代中國人是不陌生的，我們生活在垂直的組織化的社會，你那點事總得讓組織知道呀，因此我們年輕的時候是不怎么講求“個人隱私”的，連少奇同志都說“自己事不論大小無不可向組織言”。“文革”中沒少批他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批“向組織言”，而是批他做不到，說一套，做一套。可見“無事不可向組織言”還是正確的。把自己的事告訴組織，光嘴說還不行，最好還是寫，這就近於自傳了。
1950年代初，我上國中，正逢“忠誠老實運動”，只要是在國家單位工作的，人人要寫自傳，而且要貨真價實，不許吞吞吐吐。那時，連作文題都是“我的自傳”，一個十三四歲孩子有什麼可寫的？但還得搜尋枯腸，拼湊詞句，裝作大人的樣子，發表對人生的感悟，真是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了。
到了高中，開始參加政治運動了，在紅專大辯論中，批判個人主義。為了做到紅專相兼，第一步就是向黨交心，把醜陋的、不正確的思想向組織說清楚。寫自幼以來的思想經歷，這就近于思想自傳了。依稀記得我曾寫過：小時候，母親老給我講窮孩子認真苦讀的故事，從而事業有成，考中進士，做了官，給祖宗爭光。這就是自己為什麼生在新社會而又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後還要表態要與這種影響劃清界限，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也許是個性所致罷，在那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總覺得自己跟不上社會的腳步，時時有掉隊之感，例如學校組織大家到郊區參與畝產小麥120萬斤的高產田的深翻土地活動，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從大躍進的行列中開除，並責令回學校寫檢討，深挖錯誤的思想根源。這一般都要從家庭寫起，按照社會的要求猜度你還沒有降生前的情景。（我看現在貪官寫檢討還是這個路數，五十年一貫制）這是個包括家庭背景的自傳了。再後來也許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說缺乏自我矯正的能力或習慣，不斷地出錯，不斷地檢討，不斷地挖犯錯的根源，於是小時候的經歷就不斷地回到我的記憶中來，所以寫自傳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
前兩年老同學和同事閔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五十年前（1960年）為全班同學寫的小傳，自然也包括我的小傳。我上高中時閔家胤是我們班的班長，1960年考大學時，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學系，沒想到給分到不入流的二類學校——北京工農師範學院中文系，與我淪落到一個學校、一個系。他很生氣，但也沒辦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從上高三開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績超過福建、上海（五十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從高三開始要求人人住校，嚴格執行作息制度，加大複習作業量，三天兩頭搞模擬考試，要求把成績提上去。當時的北京教育局孫國梁局長親自主持兩次全體高三畢業生參加的誓師大會，全體同學也以獲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勵。可是考完之後，考分突然不作數了（那年發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書，其中必有反覆過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來），大學錄取完全靠政審。政審時有四個戳子：破格錄取，一般錄取，降格錄取，不宜錄取。大約閔家胤就屬於“降格錄取”的（他是班主席，本身不會有問題，但父親是國民黨航空公司的起義人員，這是會影響錄取的），所以，他心裡憋了一股氣，早早報了到，表示“服從分配”。但到了學校，沒事情做，就寫了這份同學小傳。他說，“文革”當中，許多文字資料都被學生抄走了，包括日記等，但寫小傳的本子卻無意被保留下來了。於是就可以看到五十年前，我在先進同學心目中的印象：
王學泰
舊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後父親勞改。家開補地毯作坊，到現在還是私營單幹。這是一個在舊詩詞、舊小說薰染下成長起來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義哲學著作、一大堆歷史知識、美學知識、音韻-文字學知識……等等，等等……雜七雜八充塞在他頭腦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紅塵，疏世獨立，清高飄逸，不騖名利，放蕩不羈，冷嘲熱諷的亡臣隱士。他嚮往的生活是：一屋線裝書，一壺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畫腳的嘲笑來表示厭惡，一切積極分子他都認為是營營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他常說自己“又走進了死胡同”——他最終決定去追求豐富的學識。這樣，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學無術的資本，生活就有了內容和樂趣。任何新事物的缺點、失敗他都欣喜，它都用來證明自己是時代目光犀利的受難者。高一高二時，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種反面言論的維護者，受到過多次批判。勞動中他踏實苦幹，有些進步。這個人有哪幾項好的品質，使他還能跟隨時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時他敢於談出自己真實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時時感到世界發展得太快了，得閱讀些新書；他珍視友情。
他是個白臉虛胖子，睡眼惺忪，外號CлaTb（俄文“睡”），眼鏡，手錶，府綢襯衫。現跟我同院同系。
開始說家庭的一段不確切，我父親是個手工業者，製做仿古地毯，抗戰之前一度發達過，日本占領北京後，把羊毛列入軍用物資，不許民間經營，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後一句是完全正確，我們倆同院同系，困難時期北京工農師範學院解散，學生教師都歸併到北京師範學院，我們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進步、喜歡讀書也是事實，但不像他說的讀那么多書，他說的那種程度我五十年後的現在也沒達到。其實當時僅僅是“追求豐富知識”亂讀書而已，而且亂讀了許多沒有什麼用的書，因書而興奮，緣書而倒霉。在高中就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可以說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於是連續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學畢業時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來，成為“反動學生”，那年師院畢業一千餘人，公開劃的就我一個，但還有“內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還分配工作，但分配後第一年去農場勞動，在檔案上寫上。閔家胤兄畢業也“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了，不過還屬於“內定”的，先勞動了一年，才分到中學教書。我是在各種苦難中輾轉，後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監獄。
厄運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社會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謀生與愛好統一起來的工作，後來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凍餒，再也沒有因為一兩句話說得或寫得不當，有人找你麻煩了，有了點過去人們艷羨的“庸福”。龔定庵說“文格漸卑庸福近”，我的“文格”從來也沒高過，“庸福”冉冉而來，也屬正常吧。
前兩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勛兄沒有退休的時候，約我寫個自傳。我說只想分著寫點各個生活階段的感受。比如讀了幾十年的書，我寫了一篇《讀書隨想錄》五萬多字，1999年《十月》雜誌分為兩段發表；還想寫一篇“娛樂記往錄”記北京從1950年代到1960年中看電影、看話劇、聽戲、聽音樂的有趣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勞改、在農村勞動、在監獄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學術界活動都不乏可記之處。他說這不就是“自傳”嗎？快寫吧。可我覺得規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為他寫了一本別的書，所謂“自傳”就擱下了。當然如果有報刊相約，往事還是經常出現在筆端。集子借用了蘇東坡的《定風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老自擬，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點真是與他有相似之處。就是都沒有做到孔門的兩大告誡：“節飲食，慎言語”。坡公感慨這是“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東坡易傳》），所以他才一肚皮“不合時宜”寄之於詩。鬧出了“烏台詩案”，進了御史台的監獄，差點沒能出來。本來因詩得罪，應該接受點教訓，可是當皇恩浩蕩，快到此年除夕被釋放了，又寫詩云“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這也給他醞釀了後禍。雖然我也早就知道這兩大金律，但總覺得這是對有權有勢的君子說的。他們生命金貴，生老病死關係著國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他們是“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這一關。至於平民百姓，命如螻蟻，言若飄塵，愛吃什麼就吃點什麼（前提是別鬧“自然災害”和買得起），口無遮攔也沒多大關係。到老了才懂得這兩條的普適性，也可以說這是傳統文化貢獻給人類的普世價值吧。
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貶居黃州之時，玩賞於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游之人狼狽不堪，而東坡渾然不覺。一會兒雨停了，他寫下這首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雖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項背，但對風雨的耐受，差可相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