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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兩世」來形容司明的經歷，貼切不過。司明一生的轉捩點在1950。那一年，司明隻身從上海南來香港。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一切關於上海的記憶只能成為前朝夢憶。司明在香港寫下了「異鄉猛步」的歌詞，或許也藉此以明就此落地生根的猛志。
昔日的「跳舞學生」與後來的賣文酒徒，最終沒有落拓終生，卻反高潮而合情合理地被個人的家庭甜美生活收編，被社會的安定繁榮收編。現實人生，就是如此。十年專欄，司明從〈標準海派〉寫到〈不辭長作香港人〉，既是個人的心跡，卻又不限於個人。只要回到1955至1965年間《新生晚報》的司明專欄裏去細讀，即可發現從他鄉異地到本土，從難民到移民甚至市民，過程何其微妙。
今天的「香港人」與「香港記憶」，已經無法剔除當年的上海來客與吳儂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