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由來
1941年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當天下午正在開會的時候，突然大風暴雨;一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猝不及防，不幸觸電身亡。同一天，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
噩耗傳開以後，人們議論紛紛。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
保衛部門聞訊，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 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並要公開處理，殺一儆百。
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澤東說：“民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民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民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還說過：“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裡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
毛澤東在延安兩次“挨罵”的真相上圖為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號召抗日
毛澤東第二次“挨罵”
不久，在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情。
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 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以後即在清澗縣槍斃，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和民眾情緒。
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澤東的心情仍難以平靜：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里，經過聊天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裡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後，她家裡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裡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裡的頂樑柱就沒有了。
毛澤東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於清澗縣民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蘭花回村以後，對鄉親們講了自己在延安的經歷。長輩們聽了以後說：“古人講，宰相肚裡撐大船，將軍頭上跑快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個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事件反思
毛澤東從民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並舉一反三，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例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通過深入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 上，開明紳士李鼎銘等十一人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畫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並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11月18日，參議會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後進行了三次精簡。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了“魚大水小”的矛盾;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提高工作人員素質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面對當時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明確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各界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軍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毛澤東還把大生產運動與1942年整風運動一起，稱為在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兩個環節。
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與理論聯繫實際、密 切聯繫民眾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 “三大優良作風”。
註：筆者訪談的對象有劉志丹將軍的夫人同桂榮、張思德的戰友陳耀、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楊步浩、原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馬錫五的親屬、原延安地委書記馮懷亮、原志丹縣政協副主席白黎、老紅軍劉明文、老游擊隊員張明科、老農民邊長城等人;查閱的資料有《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檔案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領袖與百姓——毛主席在陝北的足跡》、江蘇文藝出版社《延安整風前後》、紅旗出版社《延安秘事》、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中華魂》、延安革命紀念館《資料選編》、陝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市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