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鎖定的“對象的規定”：
（1）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2）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3）因此，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是屬於一定的社會形式的。（4）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5）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馬克思致安年科夫》（1846年）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致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安年科夫》中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說明：
（1）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互動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
（2）這樣，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於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係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係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
（3）蒲魯東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了解這么點東西確是一個大功勞！可是，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係。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係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係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性的和暫時的產物。
對象進到研究對象
《馬克思致安年科夫》（1846年）
馬克思在這封信中闡明了“什麼是對象”：
（1）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2）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哲學的貧困》（1847年）
《哲學的貧困》（1847）中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觀：
（1）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3）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4）誰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構築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係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告訴我們，“對象進到研究對象”就產生了結構的方法和範疇的方法：
（1）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2）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像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像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係和聯繫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作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繫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繫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3）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4）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收業、製造業等，或者生產是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係，留待別處（後面）再說。（5）最後，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係，也還不是這裡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裡首次說明了“研究對象的規定”：
（1）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係；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因此，生產關係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 （2）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3）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在關於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
馬克思給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對象”：
（1）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繫是一目了然的。（2）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3）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資本論》（1867年）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一個注釋裡面回顧了“什麼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卡爾·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1847年版第113頁）巴師夏先生認為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專靠掠奪維生，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們幾百年來都靠掠奪維生，那就得經常有可供掠奪的東西，或者說，被掠奪的對象應當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可見，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也要有某種生產過程，從而有某種經濟，這種經濟構成他們的世界的物質基礎，就像資產階級經濟構成現今世界的物質基礎一樣。也許巴師夏先生的意思是說，建立在奴隸勞動上的生產方式是以某種掠奪制度為基礎吧？如果是這樣，他就處於危險的境地了。既然像亞里士多德那樣的思想巨人在評價奴隸勞動時都難免發生錯誤，那么，像巴師夏這樣的經濟學侏儒在評價僱傭勞動時怎么會正確無誤呢？——借這個機會，我要簡短地回答一下美國一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時（1859年）對我的指責。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簡言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是據上述報紙說，這一切提法固然適用於物質利益占統治地位的現今世界，但卻不適用於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也不適用於政治占統治地位的雅典和羅馬。首先，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於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很明白，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甚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而從另一方面說，唐·吉訶德誤認為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
明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巨大意義
社會生產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大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包括深層的、中間層次的和表層的關係。例如， 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來說，剩餘價值生產是深層的核心關係，利潤和平均利潤屬於中間層次的關係，它是深層本質關係的外部表現， 商品關係則是整個生產關係體系的表層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一切關係都表現為一種商品關係，一切聯繫都藉助市場聯繫起來。
社會生產關係還表現在再生產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中，有直接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分配關係、交換關係、消費關係等。社會生產關係還包括生產部門、商業部門、金融部門、農業部門等等之間的關係。社會生產關係的所有這些方面的總體形成生產關係的總和。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在生產和社會發展中有著這么重要的地位， 因此，今天的政治經濟學仍然應當遵循《資本論》指示的研究方向。這不僅對深入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對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也具有指導意義。
有人說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產關係，而忽視了資源配置問題，因而缺乏現實意義，這是極大的誤解！ 認真讀過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會有這種看法的。資源在各種生產之間的配置是生產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條件，把物質生產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當然要重視資源配置。但是馬克思把它看成一個普通常識。 他曾說每一個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但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馬克思緊密地結合資源配置這一物質內容揭示其得以實現的資本主義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卻拋開它的資本主義形式，只把它作為自然規律和一般市場規律來研究， 這等於閹割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靈魂。這也就決定了現代西方經濟學除了提出一些資本運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運行狀態的方法及其對策外，在理論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樹。
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範疇
以下是一些比較清楚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論述：
1．馬克思或是直接指出生產方式即特定的生產關係，或是用括弧的方式標明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關係”。例如，在分析商品拜物教關係時，馬克思寫道：“對於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 在這裡馬克思明確地把社會生產方式等同於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顯然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經濟變革的總結，並且是以其他各生產方式( 社會生產關係) 的衰亡和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為前提。” 在這裡，馬克思也同樣直接將生產方式看作是生產關係。
2．馬克思將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關係看作是相同涵義的用語。“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僱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 資本和僱傭勞動不是單純的物，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資本家和僱傭工人是這種關係的主要當事人和人格化。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第一，馬克思稱資本家和僱傭工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以及資本和僱傭勞動的人格化，等於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第二，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這些表現，“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表明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關係是等同的用語。
3．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另一種表述用語。馬克思在解釋資本主義的本性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作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 “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越來越成為占絕對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 眾所周知，“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以獲取剩餘價值為特徵等等，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屬性。馬克思在這么多場合用這些特性去描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另一種表述用語。
4．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積累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那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消滅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勞動者的被剝奪為前提的。” 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表明這種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並且完全是反映生產關係而不是其他關係。如果將這些話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之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絲毫不影響其原意。
總而言之，生產方式最大量出現的含義之一是生產關係，即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關係的廣義的生產關係，或者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係總和”、“社會生產關係”、“經濟關係”，而不是僅在生產領域中發生的、與交換、分配關係並列的狹義的生產關係。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還是勞動過程、勞動方式，實際上都是以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生產關係的組成部分，無論把生產方式定義為結合方式或勞動過程、勞動方式，都無法說明它是獨立於生產關係之外，同生產力、生產關係並列而且決定生產關係的中介環節。否定政治經濟學以社會生產關係為研究對象，極易導致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錯誤，因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
吳易風指出，學術界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上的爭論，至少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是資源配置說，一是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說。從經濟思想史上看，兩種觀點的根本分歧，實際上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根本分歧。因此，在弄清了羅賓斯關於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規定和馬克思關於《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的區別後，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導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並且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因而忽視了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歷史的、具體的資源配置及其特徵的研究。
客觀而論，西方經濟學確立的“對象規定”是物質生產的技術關係，並把它當作“社會關係”，以此展開“資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詢問它的“如何來”、“為什麼”及“是什麼”。不同於馬克思用“勞動二重性”規定研究對象的邏輯結構，其整體上以“物象二重性”來規定資源配置運動中的每一認識構件，形成“物的經濟學”的知識化的體系。 因此，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硬核的西方經濟學完成的是有關於“空想資本主義”的一種近乎優美的邏輯構想和理論體系。例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分支中，新制度經濟學可算是“此物最相思”，以“直面現象”和“現實世界的經濟學”自居，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所謂的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新制度主義，乃是資產階級本體論意義上的虛假理論發展之路；其全面走向物象科學。資產階級解釋結構奠基於新古典體系。對新制度學派而言，新古典知識是劃亮前進航程的“一盞明燈”；反過來，對新古典學家而言，新制度主義運動則是其必須歷經的“煉獄之火”。所以，生產方式定格為物象的運動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生產關係完竣為物象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完竣為物象交換關係；物象關係既是運動的，也是結合的；這意味著在社會配置中，生產和交換“協同運動”。這樣，在整個工作布局中，“社會結合”是平面化的對稱結構，交換關係和生產關係就好似是主觀自身和客觀、主體自身和客體的“自然結合”；進一步，“社會運動”是自然秩序上的運動結構形式，它們自然生長，猶如已寫就在結合規定中的那些性質的固有經濟特性。科學的任務即在於把握物象結合的運動以及物象結合的本身，賦以社會自然性。很顯然，這一研究規定是神秘性質的。但是，它確立了物的科學的基礎。說到底，其“虛假”就在於本體論的工作預設，在於邏輯推理所依據的本體虛假性，這樣才有社會物理學到數學物理學，再到“現象學的社會物理學”的體系更迭性和知識不斷翻新。而其中的話語是高度一致的物象學科的工作語言。這種資產階級理論為社會主觀批判實踐提供了“漫畫”，創立工作范型，巧設了批判模本，而要求研究對象規定上的真正意義的驅除“神秘化”。
與之相反，馬克思考察的是商品社會生產關係的實體構造，即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歷史發展過程。馬克思從中揭示了前後相繼的兩個發展規律，即價值規律和剩餘價值規律。馬克思理論的全部意義和工作內涵即在於：說清楚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社會結合圍繞這些規律的不同點，而進一步提示了對剩餘價值生產進行歷史揚棄的方向。這表明：規律從來不是什麼稀薄的、極為抽象的東西，而有著實在的內容，是對具體發展規定的客觀陳述；人類經濟形態社會在兩個不同階段上的發展規律寫就了完全不同的社會生產的相生相剋狀態，例如直接產品生產與個體商品生產之間，以及組織化的產品生產與社會化的商品生產之間。整體看，這些規律在發展上並不是無關的，它們每一方面均為後來的工作揚棄奠定基礎。規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初級態的發展規律總的來說要轉化為高級態的發展規律，這一轉換本身就說明了發展公有制生產的必要性。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亦即“有計畫的市場經濟”，它並非某些人故意操縱的結果，是歷史內在邏輯的發展抉擇。
結論與啟示
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處在最活躍和最緊缺的前沿研究領域。中國的廣博與內部多樣性，為在迥異的地區環境中的不同層次和分析單位上研究重要問題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實驗室。中國在國際媒體和商業領域的重要性，也為學者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機會(甚至是責任)，使他們可以通過原創的實證研究來消除大眾的諸多誤解。諸多的研究機會和眾多的非學術界閱讀者同時存在、發展。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此同時，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一種邏輯方法。這個規定實際是對科學知識的常識知識的否定，是重構了“大寫的常識”，確立了歷史上可以說是最為嚴厲的批判。從行動的地基出發，藉助《〈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對“對象和研究對象規定”的系統性闡發，以及藉助《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貨幣章、資本章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59年）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的歷史視角的深入研究與系統闡述，馬克思最終確立了《資本論》（1867年）中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研究對象規定”；馬克思打通了與商品社會發展有關的“歷史”、“系統”、“現象”和“認識”的規定。 所以，我們相信堅持以《資本論》為工作地基，廣納流派，多路發展，百川歸海，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可獲得繁榮春天。
總體看，以上可看成是對研究對象的核心結構的探索。與之契合的思路是對事的全體規定的研究：對象進到研究對象的研究，以及對與之相契合的對象規定的“如何來”、“為什麼”及“是什麼”的系統探究。它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始終是生產關係，只是在這個前提下通過貫徹“事的科學”，研究對象的結構得以鎖定。馬克思的研究顯示了一種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工作原則。“邏輯”重歸“歷史”，直接升華了人類語言生產的主題。這裡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這個認識原則，對馬克思而言，它統一了產品經濟形態社會和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邏輯，即“生產關係和依賴關係”和“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對二者的不同規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描述：依賴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歷史地互為補充的，並且，交換關係的發展其實是旨在造成一種人的依賴關係的發展的“普遍的基礎”。這種深度的考察全面確立了唯物史觀的語言生產標準，建立了它的恰當的理論外觀形式，也就可能使認識完全為歷史領域所覆蓋。我們有理由據此推斷：政治經濟學不過是對不同歷史形態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進行研究，從而，在生產關係發展的地基上得以把握各種人類經濟活動的交往形式——依賴關係的、非合作關係的和合作關係的。
研究對象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