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該實驗項目的官方稱謂是“中德土地整理與農村發展合作試驗區”。1988年，山東省政府和德國巴伐利亞州以及德國賽德爾基金會共同把青州市南張樓村確定為“中德土地整理與農村發展合作試驗區”。該項目包括片區規劃、土地整合、機械化耕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發展教育等很多項措施。
起因
二戰結束後的德國，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大量農業人口離開農村湧入城市，城市也因此不堪重負。賽德爾基金會所倡導的“等值化”理念此時開始發揮作用，它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實現了“在農村生活，並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質量”的目的，使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得以平衡發展，明顯減弱農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湧入。這一計畫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亞開始實施後，成為德國農村發展的普遍模式。
引入
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也開始出現了農民大量湧入城市務工，甚至是耕地荒蕪的現象。此時此景，德國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運行的農村發展模式運用到中國來，複製到南張樓村。
在該項目落戶之前，南張樓村在青州屬於中等偏下的農村，而德國人看中的正是該村當時的這些天然劣勢：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業、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沒有礦產資源、六是人多地少。南張樓村村委副書記袁行友向《中國經濟周刊》回憶說，當時青島和煙臺有兩個更發達的村子也想競爭這個項目，但最後都敗給了南張樓村，因為在德國人看來，南張樓村更符合他們心目中的典型中國北方農村的形象。 爭到了這個項目，對樸實的南張莊戶人來說，不異於“天上掉下來餡餅”。 對項目落戶後的第一次討論，袁祥生記憶猶新：“婦女組要拖拉機；學生組要求改善學校條件；工業組要新設備、要接受培訓；老年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代表們提的全是“要錢的事”。 “無償的資金援助”，這是村里人當時對項目的本能理解。 “德國人聽了咱討論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態，只是笑，估摸聽出全是在要錢。”事後大家猜度著。 而賽德爾基金會對在山東農村進行試驗的目標也很明確：改造環境，改善生產條件，完善基礎設施。 據當時參與項目討論的村民回憶，項目的德方代表是賽德爾基金會中國/蒙古處處長維爾克，維爾克在討論會上說，別人曾經給他看過一段錄像，內容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農民提著大包小包擠火車、進城務工的鏡頭，於是他說：“這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德國已經走了彎路，希望中國不要再走。”而當時在場的該項目的經理袁祥生對村民補充說：“做這個試驗，德國人不要求任何回報。”
成果
從地理位置看，南張樓村偏居山東省青州市西北一隅，距離青州市區20多公里，有人家1021戶，人口4000。
“如今在德國的巴伐利亞州，許多人都知道中國有個南張樓村，”該實驗的項目經理袁祥生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而15年來南張樓村的變化，首先體現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劃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張樓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個功能區。”袁祥生指著全部為德語說明的全村規劃圖描述說：“村南邊是已有50多家企業的工業區，村東是大田區，村北是文化教育區，村子中心地帶則是生活區。” 記者在村子內步行瀏覽，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這個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條；村民住房多為簡樸、舒適的平房，記者經過的街道上也有七八座新建的粉紅色三層小樓；每戶的大門上都有統一的門牌編號，路兩邊都有路燈，並設定了垃圾箱。 袁祥生介紹說，現在村里大部分農民所住的房子，結構和功能基本都與城裡的一樣，如臥室與客廳分設、室內衛生間以及有沐浴設施等。 記者來到村子的北頭，村國小就建在這裡，一座清新典雅的紅色三層教學樓看上去並不起眼，但在這裡，孩子們可以接受被德國人稱為“雙元制”教育的素質教育。據介紹，學校設有微機室、木工室、圖畫室、玩具室、實驗室。學校的老師說，德國人特別重視孩子的動手能力。“當其他地方的一些農村國小還在為籌集建造校舍資金髮愁，或者是因為告別危舊教學樓而欣喜時，我們這裡的農村孩子已經開始接受真正的素質教育了。”學校的一位教師頗為自豪地對記者說。 據了解，為提高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教師們的自身素質，巴伐利亞州還經常邀請一些國內外教育專家來學校對教師進行業務培訓。 在村國小的東邊，是南張樓村的文化功能區，這裡有南張樓博物館和文化中心，在文化中心內還建造了一個裝備了現代音響設備的大禮堂，“禮堂內有1200個座位，正好一戶一個，每年3月在這裡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時，大家按號入座。”袁祥生介紹說，村里其他的娛樂活動也在這裡進行。 文化中心前綠草如茵的廣場、造型別致的雕塑，還有現代化的體育設施，讓這裡看上去與城市的文化活動場所沒有什麼差距。 在國小的西邊，是新建成的村醫院，據介紹，村里為此投資120萬元。 村南邊是占地150多畝的民營經濟園區，織布廠、石油機械廠、麵粉加工廠等50多家村辦企業都集中在這裡。南張樓村織布廠廠長袁愛民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他的廠里有110多台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劍桿布機，產品銷往歐洲、美國等地，去年總產值為1500萬元。據了解，去年全村的工業總產值為2億元，納稅500多萬元，占所在鄉鎮財政收入的90%。 記者走進一家超市買煙時發現，平時在一些縣城都難買到的寬“三五”，在這裡竟然貨源充足；在超市里逛一圈，發覺超市規模不小，貨架上食品、洗滌用品等日用商品種類齊全，不亞於青州城裡的超市。據說，這種規模的超市，村裡有四五家。 記者在村子裡還發現了多家網咖，但這裡的網咖外面都沒有名稱和招牌，走進去發現，顯示器上是清一色的遊戲畫面。正在上網的年輕人袁華對記者說，村里連網咖都有了，“想不出還有什麼是城市裡獨有的了”，所以在城裡上學後本來有機會留在城市的他，還是選擇回到了村里，“因為喜歡幼時一起長大的同村夥伴，就愛和他們一起玩，城裡沒啥朋友”。 的確，美髮店、飯館、加油站、機車銷售部……凡是村民們有需要的商品與服務，村民們基本不用出村。即便出村也很方便，村里設有通往附近縣城的多條公交路線，如通往“全國蔬菜基地”壽光城的公車，20分鐘一趟，票價一塊錢。 8月5日傍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來到村民袁可貴家裡。袁可貴剛從村裡的機械廠下班回來，在屋裡安閒地翻閱當天的《濰坊晚報》。他說，這裡的工廠每年放兩次假：秋假和麥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沒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時間是上午7時30分到11時30分，下午12時30分到4時，餘下點時間，留給農民工們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像袁可貴這樣“白天進廠，下班種田，農閒進廠，農忙進田”，已經成了南張樓人主要的生活節奏，平均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勞動力在村上的工廠里上班。村民們的收入不斷增長，從1989年的人均1950元躍至去年的6000元。
後記
在這15年裡，德國賽德爾基金會一共往南張樓村投了450萬元人民幣。
袁祥生說，450萬元並不算太多，實際上合作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村子裡投的錢占大頭，要比這450萬元多得多，但是，這450萬元起了個很好的引導作用，如果沒有這個試驗和這450萬元，村委會根本不會想到花這么多錢去劃分片區、土地整合、修路和發展教育，因為這些優勢要到十幾年後才能逐漸感受到，而村民們也不會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竟然這么大。 很多村民至今還記得1990年劃分片區的情景。當時一些村民很不習慣，有人嫌道路規劃砍了自家的樹，有人嫌公共用地擠占了自家的院子…… 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體會到功能分區的好處：生活區安靜，沒有污染；教學區獨立，不受干擾；工廠區則是水、電、路齊全。當時德方規劃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村里人認為建個停車場純屬浪費，堅持拿掉了。袁祥生說，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失誤，還是德國專家看得遠，隨著村里私家車和來往車輛越來越多，現在停車場是非建不可了。 58歲的村民袁壽山是村子裡最早出國的一批人之一。他說，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村里還從來沒有人敢想過出國，當時還是村支書的袁祥生通過和德國人的交往以及幾次到德國學習的經驗，認識到“村民走出去”的重要性，幾乎硬逼著當時是村幹部的袁壽山去阿根廷，合資創辦了一個華生農場。即便如此，當時有袁壽山這樣“覺悟”的並不多，那時有好多人有出國打工的機會，多數覺得到國外“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幾乎都不願去；有個別人好不容易做通工作，家裡媳婦尋死覓活一鬧騰，最後也留了下來沒去成。 “可是現在，村子裡去過阿根廷、日本、韓國打工的人已經有好幾百了，以前人們信奉‘離土不離鄉’，現在是想出還出不去。”袁壽山說。 到國外打工回來的人幾乎都辦起了小工廠，機械廠、塑膠廠、紡織廠，還有奶牛養殖場，南張樓村搞什麼，周圍的村子就跟著搞什麼，但他們總比南張樓要晚一步甚至更多，所以外村人就說，“南張樓人見的世面多，腦子就是活。” “土地整理項目讓南張樓的人打開眼界、見了世面，讓村委會知道該把錢投到什麼地方，別的村嘗到的是改革的甜頭，而我們更多的嘗到了開放的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