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悔過書

官員悔過書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鍾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台上說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概念解讀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鍾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

文體分析

高頻辭彙同質化

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這句話的前半句,來套用落馬官員自陳的墮落緣由,再合適不過 。

瀏覽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你總能發現,他們墜入深淵,要么是“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錢(或者美色)的誘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脫離了組織生活”,“法律意識淡薄”。防線一鬆懈,自然而然,“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拜金主義”乘虛而入 。

此外,信仰、紀律、底線、廉潔、信念,這些辭彙更是信手拈來。這些飽含德化色彩的辭彙和概念,官員在位講,落馬也講,在源頭上,它發軔於黨紀黨規的思維模式。這可以看做一種呼應,有無反思效果姑且不談,除去話語使用上的慣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視:官員的不少懺悔會寫在雙規期間,大談德化話語,意在將問題限定在黨內處分層面 。

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黃石的《東楚晚報》以頭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當地落馬官員袁小安撰寫的“悔過書”,一時成為網路熱點。不過,該報電子版很快就刪除了頭版內容 。

官員懺悔在辭彙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於此。正如媒體盤點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鍾愛的開頭,比如,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雖然“農民的兒子”後來“忘記了黨的培養”,“走上了歧路”,不過,這個草根出身的身份拋出來時,博取同情、呼求寬大的動機,並不難看出 。

八股體例套路化

“懺悔體”的套路化,不僅體現在遣詞造句上,還體現在悔過書的謀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員的懺悔錄,其結構,多數是三段論式的 。

第一部分,落馬官員通常會“痛說革命家史”,從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講起。如果不是“農民的兒子”,那也無礙,有一個悽苦的經歷,也夠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當庭懺悔時,就強調自己的孤兒經歷。總之,儘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現出來,將苦難的過去剖白給世人看,對接底層的憐憫和共鳴 。

有的官員被剝脫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剝脫了“同志籍”,這些官員“向何處去”?自述家史的艱辛,在這裡,有一種回歸底層的意味。回不回得去,民眾接受不接受,另當別論,動機擺在那裡,姿態已到位。就好像一個盜竊被抓現行的小偷,你還沒開始批評,他就痛哭流涕地訴說生活的艱辛和人生的苦難,總有點讓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

道盡艱辛,懺悔往往進入第二層面。如何丟掉信仰,如何“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在各個位置上怎樣貪污腐敗墮落,吃拿卡要,收了誰的錢,竹筒倒豆子地講出來。理論上,悔過書中有沒有這些內容,事實都會被嚴查,寫進判決,對外公開。不過,交代腐敗史的環節卻鮮有官員省略,哪怕是記流水賬,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誠意” 。

用媒體的話來講,“痛說革命家史”之後,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閃念”。要懺悔就要道歉,向誰道歉,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對不起“黨和人民”,辜負了“組織的培養”、“領導的信任”,欺騙了“民眾的感情”。面向未來,在今後,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

從過去講到現在和未來,以時間為軸,官員懺悔完成了毫無保留的“交心”。當然,具體到各個落馬官員而言,交代的過程可能有所打亂,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卻如出一轍 。

懺悔模板標準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農民的兒子”,可以出身貧寒……),從小××(吃苦耐勞的成長史一定要再現),經過××努力,成為公務員……

擔任××以後,我××(“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或者“沒有抵擋住金錢的誘惑”,廉政辭彙要活學活用,大談信仰丟失準沒錯)……先後收了××(誰)的××(多少錢)……

我對不起××(黨和人民,或者領導,或者組織),我××後悔(形容詞要用得浮誇,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後,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張紹倉當庭悔過,然而記者發現,其悔過書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發的悔過書有幾處雷同。

這樣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馬官員身上,貪官懺悔,等於在做填空題。所以,在這塊土地上,懺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隨時進行,儘管它是廉價的 。

語言戰術表功化

真正給懺悔打上個人印記的,往往是各自夾帶的私貨 。

夾帶私貨的手法,不限於“農民的兒子”開頭。比如,張曙光在二審的懺悔中說道,“在黨和各級政府的領導下,我們上百個工廠,幾千名工程師,幾萬名職工幹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國自己的高速鐵路體系”。說完貪腐歷史,不忘高調錶功,潛台詞呼之欲出 。

2014年10月17日,張曙光及其辯護人表示,他為中國鐵路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應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但這一請求並未被認定為立功 。

當然,並不是所有官員,都講完問題直接講成績,赤裸裸表功,更多的懺悔,是將問題和成績巧妙地糅雜在一起。比如,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就談到,“本應該為中國鐵道、為中國夢做更多的貢獻,但是因為放鬆了自己的學習”。“更多的貢獻”是無法兌現了,但“現有的貢獻”卻通過它的懺悔之口說出來。換了一種隱蔽的形式,功勞還是表了 。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江西省副省長鬍長清就表示,“我是書法家,求你們不要殺我,我就留在這裡免費給你們寫字,天天寫,每天給你們寫一幅。”姿態低入塵埃,軟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雖然拙劣,卻也是戰術的一種 。

將懺悔戰術玩到極致的,上述這些人還不算。懺悔功利化,也是個官場戰術的問題,官員落馬後依舊將這套戰術用得遊刃有餘者,當屬成克傑。他在紀委環節懺悔道,“接受黨和國家的一切處理,不需要辯護”,態度誠懇,不卑不亢,豈料庭審環節,推翻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強調自己的行為只能算是工作失誤,為政治生命做最後一搏 。

落馬官員在懺悔時,戰術運用不止於此,比如有的官員深度不夠、字數來湊,有的官員將責任推到“親戚朋友”,有的官員避重就輕,怪組織沒提醒 ……

功利分析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這是昨日媒體披露的南京原市長季建業的悔過書內容。落馬官員發表懺悔自白,季建業遠不是第一個。《法制晚報》記者從近年來的公開報導中發現,至少有53名落馬官員進行過公開懺悔。其中,近六成人回憶了自己的貪腐史,剖析個人貪腐原因。最常見的開頭是“我是農民的兒子。”有14人這樣表述 。

每逢貪官落馬,在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之外,還有道例牌菜,就是寫悔過書,或聲淚俱下地向司法機關和公眾表達懺悔之意。這些人搭乘人生“過山車”直達谷底,台上威風八面,台下淚眼婆娑,對比之大,也常是坊間熱議的話題。但俗話說“嘴是兩張皮,張口不費力”,有時見到其中某些人懺悔得信手拈來,就像在背台詞,我都分不清這究竟是他們掩藏已久的真心話,還是備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

貪官之所以愛懺悔,與我們積累深厚的“懺悔文化”恐怕不無關係。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經驗,從小做錯事怕家長打,怕老師罵,最好主動認錯,並積極表達悔恨。悔過不能光嚼舌頭,情緒的配合也很重要,因為一般來說,大人面對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難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靜,說明態度還不夠誠懇。而如果你挨了訓還要笑,就跟我小時候一樣,別說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錯了,還會認為你完全是在挑釁 。

當然,對於貪官來說,《刑法》並沒有把悔罪作為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也就是說,你再痛徹心扉也未必能影響判決。但是,一個把自己擺得較低的姿態會影響社會評價,並有助於改善輿論環境。基於此,對於退無可退的落馬官員來說,他可能就有一種僥倖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讓辦案人員和外界有一絲惻隱之心,那就應該一試。你也看出來了,無論兒時認錯,還是落馬後悔過,本質上都是功利的 。

從語詞的角度分析,懺悔者習慣以“我是農民的兒子”來起頭,也透出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強調草根出身,表達的是奮鬥之不易,容易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這話的意思還包括我雖有錯,本質上還是個好人———瞧,這還是在爭取寬大處理。還有一點,拿身份作託辭相比指責制度有漏洞也更為安全。懺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於觀者不能對悔過者的真心與否冀望太高,更別奢談警示作用 。

有意思的是,貪官悔過書還經常被人搬出來,與其此前在台上說過的話作對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這種對比倒是更有警示意義,應該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臉最重,最不怕疼 。

網媒觀點

對貪官悔過書別太當真

我在副省長任上的前兩年工作還是很積極的,後來感到自己年齡大了,快到點了,提拔沒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訊息現象的影響,思想隨之發生了變化。”這是中紀委首次曝光省部級官員的親筆悔過書。畫面顯示,倪發科的親筆悔過書,用的是最常見的白底紅格信紙上,寫的是楷體,字型端正、一筆一畫,幾乎沒有連筆 。

無論是從悔過內容還是悔過書字跡來看,倪發科的悔過書無疑都是想傳遞一個真心誠意悔過的信號。雖然對比起前不久“億元巨貪”張新華的罪不至死言論,在表象上,倪發科對自己的罪責認識顯然更加“到位”,但公眾也不必太過當真。 一來,官員五花八門的悔過書早已不新鮮。曾有人將各式各樣的官員悔過書歸納為六類,分別是聲淚俱下型、請罪求情型、引經據典型、表功型、憶苦型及避重就輕型,而每一種型號都能找到公眾耳熟能詳的人物。比如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在悔過中就直言“高鐵夢”背後的辛勞與汗水,表現出對高鐵發展成就的自豪,成了表功型的典型代表。而對這些台上高唱反腐倡廉、台下貪腐行為不止的“兩面派”官員來說,在身陷囹圄之時,無論怎么講“人生道理”,都避免不了爛透了的台詞之嫌。 二來,悔過的動機也許並沒那么純正。在常人看來,悔過代表的是思想上的回頭,或者說是在特殊場合下的一種救贖,已到了不容半點雜念的時候。但略懂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量刑時,法官會酌情考慮被告的認罪態度。如果在相應物證人證等要素都齊全時仍“死不認罪”,得到的處罰也就會相對更重,反之亦然。因此,暫且不論倪發科的省部級官員身份,僅從一個簡單的被告角色出發,就能找到些許悔過動機。 其實,對於犯罪事實,就悔過與不悔過兩種態度。而既然選擇了悔過,不管“用情多深”,也無論剖析有多么“深刻”,在法紀尺子面前都是一樣的刻度。因此,對官員的悔過書,包括法官在內的公眾都應擦亮眼睛,千萬別被某些花言巧語所蒙蔽,因為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犯罪嚴重程度,才是某些官員身上修改不了的屬性 。

無法真正懺悔的貪腐官

現在見諸網路的官員懺悔錄,其實遠不止上述媒體盤點的53篇。僅僅《檢察日報》的貪官懺悔錄欄目,從2006年連載至今,已有數百篇。懺悔的濫觴,以及格式化的寫作模式,也說明懺悔的警示後人的功能,並沒有如預期般起作用。相反,它將落馬官員的功利暴露無遺 。

這些動輒悔不當初、聲淚俱下的落馬官員,其實沒有學會過懺悔。在位時,他們被官場話語和思維模式所浸淫,講話靠秘書寫稿,一旦身陷囹圄,那套日常掛在嘴邊的廉政用語和思維得到了接續,但是懺悔卻得親力親為。沒有繞身的智囊,只能用標準化的模板套 。

這樣的懺悔,毫無深刻可言,面向內心的追問,只能追溯到某種膚淺的東西上去。就好像劉鐵男的兒子劉德成回憶的,“小的時候每次我爸騎車帶我去奶奶家的時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說這樣近,做人要學會走捷徑”。在劉德成的懺悔中,“走上歧途”跟“從小走捷徑”關聯起來,看似有理有據,以小見大,實則毫無邏輯,懺悔到這個層面,徒有形式 。

專欄作者王書亞曾這樣寫道,當奧古斯丁說到懺悔時,包含著類似法庭審判的場景。這場景有三個因素,一是有審判者,他傾聽、問責,並施恩赦免;二是場景的透明性。人可以審判人的行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第三是公開的見證 。

落馬官員的懺悔,在這三個層面都存在著缺席。在審判者意義上,官員的懺悔,通常是面向黨和人民這樣的大詞,更功利者,直接面向決定他命運的組織,對組織說話,懇求組織的寬宏大量,而非對那些被權力傷害的人。中國落馬官員的懺悔里,看不到審判者的位置 。

之於透明性層面,同樣如此。看看那些表功者吧,他們甚至毫不掩飾地談政績,這樣的懺悔只能審判官員的行為,官員的良心並沒有得到審判,儘管他們將信仰掛在嘴邊。至於公開的見證,在技術上確實做到了,但是徒有公開見證的懺悔,沒有審判者,沒有透明,有何意義 ?

在奧古斯丁那裡,“我懺悔故我在”,沒有學會懺悔的落馬官員,把它轉化為,“我懺悔故我的政治命運可能還在”,在這種功利赤裸的轉換中,我們從沒有看到良心的位置 。

在這個沒有上帝的土地上,懺悔貪官與自己的和解,總是如此容易 。

官員的悔過書值得一讀

“我頭上缺少黨紀國法這根高壓線,忘記了為人為官的底線,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使我靈魂出竅,闖下大禍;私念像脫韁的野馬拉著我奔向深淵 ”這是今日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的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悔過書內容。據稱,季建業在接受調查期間寫出了萬字悔過書,成為反腐敗的典型教材 。

貪官落馬,悔過書成了反腐敗的典型教材,悔過書立意之高屋建瓴,反思之深入徹底,常令人驚嘆,從實際的功用看,它們常被落馬官員寄予厚望,希望求得司法機關輕判,而在其他人來看來,悔過書呈現貪腐官員的心路歷程,無論悔過背後的動機如何,它對於其他官員乃至整個社會都有反思和警醒意義。 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是最典型的腐敗邏輯。將權等同於利,這顯然不只是個人的看法,它更反映了當下的官場中實際情況 ,

從反腐敗的角度看,手中握有的權力越大,官員的作為也越大,與此同時,制約權力的成本也越高,腐敗行為更難以察覺。 權力是腐敗官員在官場中、商場中、生活中競爭的武器,那些膽大妄為的官員,他們的權威能為他們贏得聲譽,但也埋下了隱患,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旦得不到限制,權力就可能帶來腐敗 。

現代社會的腐敗現象自然有著人性因素的影響,“我不貪污,當官幹啥”的思維仍然存在,只是,從趨勢看,腐敗現象的制度性、結構性特徵越來越明顯,從落馬官員悔過書中來看,不應忽視這一層背景。 因此,落馬官員的悔過書有它自身的“價值”,是對世人的警示也好,有利於反腐工作的開展也好,最終目的還是要官員們明白該如何做一位合格的黨員幹部 。

貪官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這正像一句廉政格言所說的,擋不住今天的誘惑,將失去明天的幸福。顯然,從眾多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不難發現,人生蛻變過程都沒有啥兩樣:開始還能堅守貪腐防線,可一旦有了第一次“閘門”的打開,欲望的“洪水”便一瀉千里,一發不可收拾。時間長了,收錢大膽了、習慣了,而法紀也當兒戲了,最終落了個鋃鐺入獄的下場。筆者覺得,官員落馬“悔過書”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

人們分析其原因,為何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淵?歸結起來,就是缺乏“對法律敬畏之心、對貪腐羞恥之心、自我反省意識、對權力的自我約束”。思想上的麻痹,導致了行為上的放縱,到後來成為金錢的俘虜。最終得到的,並不是權利和金錢帶來的“幸福”,而失去的,肯定是真正的幸福 。

古人有雲,以人為鏡,可明得失。貪官的懺悔,應該成為領導幹部難得的精神財富,特別是告誡那些手握實權的“一把手”在腐敗問題上不要道貌岸然,台上講得頭頭是道,台下卻做另一套。不要把反腐敗當作手電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要引以為戒,不可重蹈覆轍。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慾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在誘惑面前,守得住清貧、穩得住心神、經得起考驗,築牢拒腐防變防線 。

因此,早知現在,何必當初。希望季建業的懺悔書能為後來者戒,警醒那些還抱有僥倖心理、有腐敗傾向的領導幹部懸崖勒馬、改弦更張,牢牢把握好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這個“總開關”,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待工作,自覺站在密切幹群關係、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用權處事。堅決按照習總書記“三嚴三實”要求走好為官路。同時,始終堅持以身作則、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常敲警鐘、常照鏡子、常正衣冠,慎欲、慎微、慎獨,做到上不愧黨,下不愧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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