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

《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從多方面向我們描寫了這位文學巨匠晚年生活的環境和情景:圍繞著作家的至親好友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他們每個人的志趣心性;形形色色的來訪者和通信人;貴族生活的奢侈與農民命運悲慘的鮮明對照……但是作者著意描述的是作家晚年的精神世界和內心痛苦。無論是在工作中或散步時,與客人交談或在農民中間,家居還是做客,這位偉大的探求者永遠在不倦地思索著。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作者瓦·費·布爾加科夫的身份是托爾斯泰生命中最後一年秘書,書中記錄了托爾斯泰的每日生活、創作、思想等,並忠實記錄了托爾斯泰晚年的家庭悲劇。逐日忠實地記述了1909—1910年間托爾斯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有兩點:一是因著作權的繼承問題引發的家庭矛盾;二是他與夫人在信仰上發生的衝突。

作者簡介

作者:(俄羅斯)瓦·費·布爾加科夫 譯者:陳伉

圖書目錄

前言
緒論
作者前言
垂暮之年
注釋
譯後

後記

對於托爾斯泰思想和創作的研究,正像對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研究一樣,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學術活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國文學譯介的深入,我國的托爾斯泰研究也有了新的進展。在這種情況下,把布爾加科夫的這部著作呈獻給俄羅斯文學的研究者和廣大愛好者,不是沒有意義的。
《垂暮之年》(直譯為《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在托爾斯泰的傳記文學中,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其所以重要,是由它的寫作過程和具體內容決定的。
首先,它向我們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1910年,托爾斯泰的前任秘書古謝夫因散發偉大作家的作品而被流放後,托爾斯泰在工作中失去了助手。他預感到自己生年有限,而渴望完成的工作卻非常艱巨,加之每日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書信需要回復,所以他極其需要一個能勝任工作的私人秘書。就在這時,由他的摯友契爾特科夫推薦,布爾加科夫來到雅斯納雅·波良納。他在作家的垂暮之年,與之朝夕相處,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從第一天起就詳細記述了這位19世紀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以及作者所見所聞的種種人事和情景。布爾加科夫的記述是真實客觀的,其語言也比較樸實生動。因此,當我們讀完這部著作後,托爾斯泰老人的形象便會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其次,《垂暮之年》一書對了解托爾斯泰一生的悲劇——離家出走、猝死異地——的複雜原因,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作家生前的不少朋友雖然也曾涉及到這一悲劇,但是因為他們大多是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的來去匆匆的過客,所以對作家家庭事變只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記載。他們都不能像布爾加科夫一樣,目睹這一事變醞釀、發展的全過程,提供這樣一幅脈絡清晰的畫面,使我們更清楚、更深刻地分析研究托爾斯泰悲劇的全部複雜內容。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這部作品剛一出版,就引起了高爾基的重視。
1910年前後,世界形勢風起雲湧,西歐大部分國家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日益高漲;俄國在經過1905年革命後正處在無產階級奪取勝利的前夜;被托爾斯泰當作“理想之國”的“靜止不動的東方”也開始走上“結束的年代”。在這種形勢下,作為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強烈的抗議者、激憤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的托爾斯泰,為什麼在82歲的高齡時要突然離家出走?促使他拋下陪伴了他一生的妻子和五男二女的原因是什麼?出走的目的又是什麼?當托爾斯泰在世時,俄國的一個評論家曾經說過:“在我國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倆誰更強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爾斯泰沒有辦法,不能動搖他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義正在動搖著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皇朝……誰碰碰托爾斯泰試試看,全世界都會喊起來……”這樣一位譽滿全球、威震四海的巨人,一生中沒有向任何殘暴勢力屈服,為什麼自己卻要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呢?
在托爾斯泰研究中,所有這一系列問題對於理解他的思想和創作都是十分嚴肅重大的,也是多少年來一向為人們所關心的。
有人說,托爾斯泰出走與死亡的罪魁禍首就是他的妻子索菲亞·安德列耶芙娜。
有人說,托爾斯泰遭此不幸的根源就在於他的密友契爾特科夫……
然而,只要我們冷靜分析一下托爾斯泰的晚年思想,就應該看到,他的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在他自己身上。
在托爾斯泰的晚年,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宣布了他的學說的破產。用列寧的話說,“托爾斯泰主義的現實的歷史內容”就是“東方制度、亞洲制度的思想體系”。這種學說“不是什麼個人的東西……而是千百萬人在相當時期內實際所處的一種生活條件產生的思想體系”。隨著產生這種思想體系的生活條件,亦即社會經濟基礎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徹底崩潰,這種思想體系也必然要全面破產。但是托爾斯泰不懂這一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出於對資本主義的刻骨仇視,頑固不化而又真誠感人地死抱住耶穌的博愛、孔子的仁義、老子的無為不放,把西歐與東方的兩種哲學思想融為一體,提出“勿以暴力抗惡”的學說,並將其貫徹終生。可是這一說教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他的學說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戰,甚至連他的妻子都斥之為“虛偽”,於是他面臨著無法解脫的矛盾,並因此日夜受著折磨。在這種情況下,他渴望著像基督那樣,到民間去,用現身說法去宣傳他的教義,藉此擺脫內心矛盾的折磨,並使他的學說能像兩千年前的基督教一樣傳遍全世界,為無數勞苦大眾所接受,從而按照他的理想改造整個人類。正因為這樣,他才多次希求被流放、坐監獄、“餵臭蟲”,甚至上絞架,做一個基督似的用鮮血去布道的殉難者。他最後與家庭的決裂,不管其導火線是什麼,外在原因有多少,具體情況如何,根本原因卻全在於此。讀了《垂暮之年》,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
最後,布爾加科夫的日記從多方面向我們描寫了這位文學巨匠晚年生活的環境和情景:圍繞著作家的至親好友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他們每個人的志趣心性;形形色色的來訪者和通信人;貴族生活的奢侈與農民命運悲慘的鮮明對照……但是作者著意描述的是作家晚年的精神世界和內心痛苦。無論是在工作中或散步時,與客人交談或在農民中間,家居還是做客,這位偉大的探求者永遠在不倦地思索著。他思索人民的命運和世界的未來,思索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文學藝術以及科學文化中的許許多多重大問題……與此同時,他敏銳地感覺到整個客觀世界與他的真誠信仰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因此而受盡令人斷腸的折磨。凡此種種,都使偉大作家的暮年陰雲籠罩,顯得沉重而陰鬱……儘管這樣,這位19世紀“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他日薄西山之時,仍然像一輪壯麗的夕陽,透過層層濃雲,放射著奪目的光輝。偉人之死有如日落。在托爾斯泰身上我們同樣看到了這種日落的壯美。
布爾加科夫作為托爾斯泰的一個忠實信徒,字裡行間難免要流露出對托爾斯泰的無原則的崇拜和景仰。可是由於他在論述時,努力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所以仍然不影響我們透過許多溢美之詞,既看到作為抗議者、揭發者和批評家的托爾斯泰有力、感人的一面,又看到作為“尋神者”的托爾斯泰軟弱、可笑的一面。
《垂暮之年》一書既然是一部日記體的作品,當然也具有日記所應有的那些特點:行文自由、簡約。在記錄托爾斯泰的言論時,由於大多是口語式的交談,這就自然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因此,譯文中如有不當之處,敬請專家和讀者朋友們不吝指正。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原文中不論提到托爾斯泰家的人還是來訪者、通信者,全都按照俄國的習慣,稱呼本名和父名,有時甚至是全名,結果使只需幾個字便可表達清楚的個別段落,若加上人名全稱以後,反而變得十分冗長,讀起來很彆扭。為行文簡潔、閱讀方便起見,我在翻譯時,在不傷害原義或引不起疑義的前提下,或用代詞,或只稱本名。我想,讀者會允許並原諒這一變通做法的。
譯稿校改完畢之時,正值國慶佳節。在這美好的節日裡,我謹向在翻譯時給過我熱情指正和幫助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激。
譯者

序言

首先,對遠方出版社出版《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致以誠摯的感謝。之所以感謝,完全沒有功利方面的考慮,而是因為遠方出版社為我和讀者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再次禮敬20世紀的這位文化巨人——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早在上一世紀,讀書人不知道托爾斯泰,會被當作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1999年底,教育部為落實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教學方針,指定過一批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書目,其中有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名人傳》。這本名著記述的是三位對人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藝術家:貝多芬、米開朗琪羅和托爾斯泰。因此,現在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中青年對托爾斯泰想必也不陌生。
關於托爾斯泰的身世及其文學創作,專家學者們該講的幾乎都已經講過了,我無須再來饒舌。藉此機會我想說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托爾斯泰的“匆以暴力抗惡”。當他在19世紀末提出這一觀點時,俄國正處在革命暴風雨的前夜,武裝奪取政權的工人起義正在醞釀之中。他的這一理念遭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猛烈批判,勢所必然。列寧在肯定托爾斯泰的文學遺產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的同時,曾無情地、毫無保留地嘲笑過他。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亦步亦趨照搬蘇聯的全部社會學說,在這種形勢下,“匆以暴力抗惡”自然也在口誅筆伐之列。有人甚至用黑格爾的“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批判托爾斯泰。然而,今天回過頭來反思對托爾斯泰的批判時,我們不禁要問:“以暴易暴”難道是對的嗎?自古以來,似乎被當作天經地義的“血債血還”的倫理道德法則,不是正在把人類一步步引向更黑暗的深淵嗎?現在不也正在極力主張用談判、對話的外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嗎?然而,當在理論上觸及這一關係到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時,我們依然是諱莫如深。
其實,托爾斯泰的“匆以暴力抗惡”的思想來源於他的宗教觀。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俄羅斯人,一出生接受教會的洗禮後,就是東正教(俄國國教,與天主教、基督新教並立,是基督教三大派別之一)的信徒了。可是後來,他逐漸發現了教會的偽善,特別是在他的世界觀發生激變之後,更加自覺地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如《我的信仰是什麼?》、《那么我們該怎么辦?》、《我不能沉默》等,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披著宗教外衣、實為沙皇政權幫凶的東正教會給予無情揭露和猛烈批判,結果被教會革除教籍。沙皇和教會的迫害沒有堵住他的口,他反而對舊世界進行了全面批判。他呼籲正義,呼籲和平;他反對鎮壓革命者,反對殖民政策、種族歧視和帝國主義發動的所有侵略戰爭;他企圖回歸真正的基督教義,提出“上帝就在我心中”,主張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匆以暴力抗惡”等。他的影響越來越大,信徒越來越多,不但遍布俄羅斯,而且遍布世界各國。他的這種理論體系被尊為“托爾斯泰主義”。
在托爾斯泰晚年,俄國有位作家說:“在我國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倆誰更強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爾斯泰沒辦法,不能動搖他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義正在動搖著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皇朝。他們詛咒他,宗教院用裁決反對他。托爾斯泰做出回答,他的回答通過手稿,通過外國報紙到處傳播著。誰膽敢碰碰托爾斯泰試試看,全世界都會吼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的政府機關只好夾起尾巴。”由此不難看出,托爾斯泰在俄國乃至全世界的威望和影響是多么巨大。然而悲劇也恰恰發生在這裡。
有位智者曾經說過:“走在時代前面的偉人都是不幸的。”托爾斯泰就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偉人,所以他的結局也是悲劇性的。從《垂暮之年》一書我們不難體會到這種說法的正確性。作者費·布爾加科夫是托爾斯泰生命中最後一年的秘書,他逐日忠實地記述了1909—1910年間托爾斯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有兩點:一是因著作權的繼承問題引發的家庭矛盾;二是他與夫人在信仰上發生的衝突。這是導致這位82歲高齡的世界偉人最後毅然決然離家出走的主要原因。雖然離家出走是他的夙願,他在54歲時就曾有過這種念頭,因為他一直認為地主莊園式的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虛偽的,是與他的信仰背道而馳的。到了晚年,這種內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在與俄羅斯宗法制社會的對抗中越來越使他倍受擠壓,與妻子的齟齬只不過是最後爆發的導火索罷了。在他的理論體系與現實生活無法調和的情況下,這位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終於邁出了驚世駭俗的一步——在1910年11月10日夜裡,秘密離開了他的莊園雅斯納雅·波良納,10天后客死在偏遠的一個小站阿斯塔波沃,終年82歲。
這位曾經震驚世界的偉人離開我們已經百年有餘了,但他的文化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托爾斯泰在講到他進行文學創作的艱辛時曾經說:“我每一次蘸筆都要在墨水瓶里留下一塊肉。”面對一位內心具有如此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作家,我們能不肅然起敬嗎?對他所創作的那些文學名著,諸如《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哈吉·穆拉特》、《哥薩克》等,你不想一睹為快嗎?潛下心來,好好讀一讀這些精品力作吧,這不但會給予我們無比的藝術享受,而且會讓我們終生受益。
譯者草於2013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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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有兩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倆誰更強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爾斯泰沒辦法。不能動搖他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義地正在動搖著尼古拉的寶座和他的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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