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革命家
拉狄克1885年出生於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倫貝格（今烏克蘭利沃夫城）一個猶太人家庭。5歲喪父，靠在西加里西亞塔爾諾夫城當教師的母親撫養成人，在那裡讀完中學。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波蘭先後成立了波蘭社會黨和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還在上中學時，拉狄克就讀到了這兩個黨的出版物，同工人團體建立起秘密聯繫，在當地工人和農民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因而被校方開除。
1902年秋，拉狄克進入克拉科夫大學學習法學。翌年，拉狄克到瑞士，加入了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國外支部，繼續學習社會主義理論，研討工人運動問題，為黨的著名政論家阿道夫·瓦爾斯基領導的《呼聲》周刊撰稿。1904年，拉狄克第一次發表了關於加里西亞農民運動的文章，以後還寫了不少有關國際工人運動的文章和書評。
俄國1905年革命爆發不久，拉狄克從瑞士回到沙皇統治下的波蘭，在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工作。他在華沙，經常出席民眾大會，發表演說，號召同俄國工人聯合起來，共同推翻沙皇的專制統治。在盧森堡、梯什卡（利奧·約吉希斯）被捕後，拉狄克同黨的另一領導人馬赫列夫斯基等繼續堅持出版黨報。第二年春，拉狄克被捕入獄。半年後出獄，被派到工會中央委員會工作，編輯機關報，參與領導罷工鬥爭。1907年春，他再次坐牢數月，在獄中研讀了《資本論》和亞當·斯密及李嘉圖的著作。同年冬，他被驅逐到奧地利。
從1908年起，拉狄克同時參加波蘭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這年春天，他同梯什卡來到柏林,籌備出版黨的理論雜誌《社會民主黨評論》。他先後在柏林、萊比錫、不萊梅等地活動，同著名左派代表人物盧森堡、潘涅庫克等人密切接觸。他致力於研究國際政治問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新時代》雜誌、《萊比錫人民報》、《不萊梅市民報》和波蘭的理論刊物《評論》上發表評論文章，呼籲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和日益迫近的戰爭危險。
1910年，他作為波蘭代表出席了第二國際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在戰爭問題委員會中，他反對把設立仲裁法庭、普遍裁軍、廢除秘密外交等和平主義要求列在首位。他在發言中指出，期望帝國主義國家實行裁軍是不現實的.同年，他同盧森堡、潘涅庫克一起，領導了爭取在普魯士實行普選權而舉行的罷工運動。1912年，他支持潘涅庫克同考茨基在《新時代》雜誌上展開激烈爭論，認為不摧毀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就不能奪取政權，同時批評考茨基轉向中派立場。拉狄克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一名代表。
1911年—1912年間，波蘭社會民主黨發生分裂。設在國外的領導機構——總委員會限制黨內的民主討論和地方組織的自主性，並企圖調和俄國布爾什維克與取消派的分歧，因而遭到華沙等地組織的反對。總委員會改組了華沙組織，並將它所支持的拉狄克等人開除出黨。此後，逐漸形成為總委員會和由各地方組織結成的邊疆區委員會兩個派系組織，拉狄克是後一派的領導人之一。
1912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姆尼茨代表大會上，右派勢力為打擊左派，聲稱拉狄克既已被波蘭黨開除，就不應當留在德國黨內。但是不萊梅的黨組織頂住了壓力，拉狄克仍然領導左翼報紙《不萊梅市民報》，任政治問題撰稿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社會民主黨右派首領公開投靠壟斷資產階級，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第二國際宣告破產。拉狄克站在國際主義立場，積極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和對社會沙文主義的批判。1914年8月戰幕剛揭開，他就同卡爾·李卜克內西和梅林進行聯繫，併到不萊梅聯合當地革命派力量。在柏林通過左派代表博爾夏特主持的一所學校和《光線》雜誌，進行反戰宣傳。不久，拉狄克轉赴瑞士,商定在《伯爾尼哨兵報》上發表德國左派的反戰檔案。他於同年12月短期回柏林時，對李卜克內西在國會投票反對軍事撥款案的英勇行動直接給予支持。拉狄克在伯爾尼的黨校開設關於帝國主義的講座，為伯爾尼和蘇黎世的黨機關報撰文。他同當時在瑞士的列寧頻繁接觸，日益接近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立場，同意他對大戰和第二國際的評價。列寧當時指出：“在大戰爆發之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拉狄克由於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為國際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取得了極大的功績。”
在列寧指導下，拉狄克為團結國際左派力量做出了努力。1915年9月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舉行國際社會主義代表會議。拉狄克出席了會議，起草了左派集團的提綱，並在會上作報告批評中派集團對社會沙文主義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會議通過籠統指責社會沙文主義而並不準備實行決裂的宣言後，左派立即召開了自己的代表會議，建立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常設組織，拉狄克被選為書記。書記處多次分發了由拉狄克起草、經列寧審查修改的通告信，聯合各國左派，開展反對中派分子的鬥爭。拉狄克隨後於1916年4月出席了齊美爾瓦爾得派昆塔爾會議。在1917年1、2月舉行的齊美爾瓦爾得派的兩次委員會會議上，他同一些左派代表批評了多數派對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拉狄克還為不萊梅左派刊物《工人政治》寫作大量稿件，並在瑞士參加左派雜誌《先驅》的出版，擴大布爾什維克黨對各國左派的思想影響。
拉狄克這時在民族問題上犯有錯誤。他同盧森堡一樣，低估帝國主義時代民族獨立鬥爭的意義，否定民族自決權。他在1915年著文，稱讚成自決就會同波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劃不清界限，“好像社會民主黨的責任就是擁護爭取獨立的任何鬥爭”。而在1916年，他在《歌兒唱完了》一書中把同年愛爾蘭爭取民族獨立的起義貶為十足的“盲動”。列寧對他的錯誤觀點作了嚴厲批評，說這是“教條式和書呆子式的奇怪評價”。
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發生不久，拉狄克隨列寧離開瑞士。他雖表示不同孟什維克採取任何聯合行動，卻不願與中派決裂，不想退出完全由中派控制的齊美爾瓦爾得聯盟。拉狄克到達斯德哥爾摩後，作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代表同國外聯繫，在這裡先後出版了《真理通訊》、《俄國革命通報》。
為世界革命而戰
拉狄克獲得十月革命勝利的訊息後，立即前往彼得格勒。這時，他正式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不久，他被派回斯德哥爾摩,同德國政府代表舉行預備性談判。隨後，作為蘇俄代表團團員，他同托洛茨基等參加布列斯特和約談判。談判於1918年1月破裂後，拉狄克被任命為彼得格勒防衛委員會委員。他同布哈林等人結成“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任這一派別的刊物《共產主義者》的編輯之一。他們激烈攻擊列寧的正確策略，反對簽訂和約，不顧年輕的蘇維埃俄國還沒有建立起軍隊的事實，主張以革命戰爭對付德國帝國主義，推動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
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以後，拉狄克等人停止了“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派別活動。拉狄克領導外交人民委員部的中歐司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對外關係司。他在德、奧、匈等國戰俘中開展宣傳工作，出版了《各國人民和平》雜誌，越過戰壕，把雜誌散發到德、奧士兵中去。他還領導組織大約1萬德、奧戰俘加入俄國革命軍隊。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德國人中發起成立了李卜克內西旅，號召戰俘保衛蘇俄，回國後效法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
德國人民在1918年11月推翻德皇統治。拉狄克同越飛、布哈林、拉科夫斯基等人組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前往出席德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由於代表團受阻，拉狄克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秘密到達柏林，推動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為首的斯巴達克同盟從獨立社會民主黨中脫離出來，成立新黨，贊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戰略。他參加了德國共產黨建黨代表大會的組織工作，並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致賀詞。在1919年1月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反革命軍人殺害後，拉狄克秘密留在柏林，參加德共的領導工作。同年2月被捕。在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拉狄克被缺席選為中央委員。
拉狄克於1920年1月獲釋回俄國。同年3月，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協助執行局處理日常工作，成為共產國際實際活動的領導人之一。1921年6月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後，拉狄克任執行局委員，隨後任主席團委員。
德國十一月革命、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相繼失敗後，歐洲各國革命浪潮漸趨低落，拉狄克根據革命遭受挫折的教訓，及列寧提出的克服“左”派幼稚病的精神,倡議建立統一戰線，這對克服一些國家黨內流行的“左”傾思潮起了有益作用。1920年10月，他秘密前往德國，推動德國共產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隨後，他以德國統一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1921年1月8日發表《公開信》，倡議共產黨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實行統一戰線策略，呼籲德國社會民主黨、獨立社會民主黨、共產主義工人黨和德國所有工會組織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反擊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進攻。列寧稱讚這封《公開信》是“一個政治上的模範的步驟”，是“初步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實際辦法”。拉狄克參加起草關於共產國際策略的提綱，並在1921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為策略問題報告人宣傳統一戰線主張。在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拉狄克再次作策略問題報告，強調聯合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甚至主張社會民主黨，在議會取得多數票而組成政府時，共產黨人可以參加這個“工人政府”。
拉狄克在實際活動中忽略爭取社會民主黨下層民眾的工作，而對上層領導作無原則的妥協。1922年4月，拉狄克同布哈林、蔡特金、片山潛等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了三個國際的柏林代表會議。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代表要挾共產國際放棄革命原則，粗暴干涉蘇維埃俄國內政，無理要求蘇俄在審判社會革命黨人反革命案件時應受這兩個國際的“監督”。拉狄克身為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主要發言人，沒有堅決反駁，反而為求得對方實行聯合行動的空洞許諾而同意了它們的要求。列寧立即發表《我們付的代價太大了》一文，嚴肅批評說：“我們共產黨代表犯了錯誤，我們既要怪這些代表，也要怪犯這種錯誤的黨；我們要努力從這些錯誤的實例中吸取教訓”。同年底，拉狄克被派為俄國工會代表團團長，出席了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召集的海牙世界和平大會。根據列寧的指示，他在會上闡述了無產階級反戰鬥爭的任務，並投票反對關於舉行國際總罷工以阻止戰爭的錯誤決議。
1923年，德國革命再度高漲，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要求立即發動工人起義，奪取政權。德共領導布蘭德勒等人不得不勉強同意，但鑒於政府增調軍隊，起義準備不足，不久就取消了起義計畫。拉狄克曾受派領導起義。事後，拉狄克與布蘭德勒等人在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嚴厲譴責，被斥為“右傾”。從此拉狄克再未進入共產國際執委會。
與此同時，拉狄克參與了聯共（布）黨內的鬥爭，加入了1923年形成的托洛茨基反對派，攻擊新經濟政策，預言不改變中央當時的方針，經濟危險不可避免，蘇維埃政權必遭滅亡。在托洛茨基的策動下，反對派於10月發表了《四十六人聲明》。拉狄克幾天后就寫信給黨中央，宣稱讚同這個聲明。他還同托洛茨基一起，指責聯共（布）中央和季諾維也夫對德國1923年起義的失敗應負主要責任。由於他積極追隨托洛茨基進行派別活動，從1924年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起，拉狄克一直未進入中央委員會。
1925年，拉狄克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後來，他還擔任過紅色教授學院的教授，參加過蘇聯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的工作。他同布蘭德勒等人仍秘密頻繁接觸，反對共產國際處理德共問題的方針，反對德國共產黨以台爾曼為首的新任領導。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於1925年4月作出決議，警告拉狄克等人不得繼續進行派別活動和干涉德共事務，並決定不讓他們再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
在蘇聯的餘波
在托洛茨基反對派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於1926年夏結成聯盟後，拉狄克又同季諾維也夫和解，成為這一聯盟的重要成員。他參加了一些派別會議，並且在1927年11月初反對派的《呼籲書》上籤名，要求工人參加反中央示威。在同年12月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拉狄克同加米涅夫、皮達可夫等共75名反對派成員被開除出黨。
繼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後，拉狄克同許多反對派分子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不久，他聲明反對派應該承認自己的錯誤，同黨團結起來，並表示：“我和托洛茨基的關係已經破裂了，現在我們是政治上敵對的人”。1929年，他恢復黨籍，從流放地返回莫斯科。
隨著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殺事件發生，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這些原反對派重要成員陸續被宣布為反革命暗殺破壞集團的罪犯，拉狄克也未例外。1936年他又一次被開除出黨。1937年1月，蘇聯最高法院對拉狄克等17人進行審判。他被判處10年徒刑，於1939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