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文學理論研究
冉思瑋主要從事古典及現當代文學理論研究，著有《〈文心雕龍〉與英美新批評異同比較舉隅》、《新批評派與〈文心雕龍〉批評方法略論及文本運用》、《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典型理論的美學思考》、《透析薩義德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等一系列研究文章，從中可以看出其文學理論研究的思路和風格。文章內容摘要如下：《透析薩義德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
在當前的現實語境下，相當部分論述薩義德的文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究其原因，論述者對薩義德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有意無意地忽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探討薩義德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在對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和情懷的論述中尋求正確理解薩義德的批判精神和獨立意識的途徑。
《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典型理論的美學思考》：
典型理論是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重要核心,而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典型理論又展現出其獨特性:既沿襲著傳統的、一般的典型概念,又因為處於戰時狀態而富有新的內涵。釐清其理論來源、歷史作用、經驗得失等相關問題是提出新思考的前提,也是正確認識和評價該時期典型理論的基礎。
《〈文心雕龍〉與英美新批評異同比較舉隅》：
《文心雕龍》和英美新批評在中西文論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們對文學規律的挖掘是比較詩學研究理應重視的問題之一。而比較詩學研究的目標則是一般詩學(總體詩學),所以本文研究的目的正是通過比較詩學的個案研究為構建一般詩學添磚加瓦。“新批評”是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它對文本形式的關注使之區別於西方傳統文論,而這種對傳統文論的叛離提醒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學性”上。另一方面,說它“獨特”,也是因為它還區別於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主義文論(如象徵主義、俄國形式主義等)。《文心雕龍》中的文學觀念遠比新批評豐富,但就探討文學性而言,雙方看法實有共通之處。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此問題的研究,重點不是放在術語(如張力、反諷、悖論、肌質等)的一一對應之上,因為這種比較容易陷入生拉活扯的尷尬處境。筆者注意到,無論新批評的術語如何繁雜,如果把它們總體上歸結為批評標準和批評方法的範疇來從事“文學性”的研究,言說的空間和自由性就廣闊得多。本文正是在這一前提下以舉隅或略論的方式展開論述的。就批評標準而言,本文列舉了“含混”與“隱”,“外部權威”與“擬容取心”,“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論”等幾個部分進行討論;而批評方法上,則重在討論《文心雕龍》“六觀說”與新批評文本“細讀法”的聯繫。理論比較之後的可操作性問題是驗證比較詩學合理性的重要環節,而本文所引證的黃維梁先生對白先勇小說《骨灰》的分析，以及新批評代表人物雷納·韋勒克、克林斯·布魯克斯對莎士比亞詩句的理解,均是可操作性問題的絕佳例證。在尋求共同“詩心”的同時,我們還需注意中西文論的“異質性”問題。《文心雕龍》與新批評對文學的看法還存在相當大的不同,如作家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社會功用,文學批評標準問題等都在文中有不同程度的探討。另外,在以《文心雕龍》為主要探討對象的同時,還梳理了中國古代文論對相關問題的詮釋,它對我們加深理解《文心雕龍》和英美新批評的異同起到了輔助性作用。那么,這一差別原因何在?應該說,東西文化“模子”的迥異是產生區別的深層原因。西方自柏拉圖以降的二元理論促使西方批評家以分析見長,所以對文學要素的劃分涇渭分明;反觀中國,孔子和道家儘管文學觀念大異其趣,但他們都強調綜合觀念,所以中國古代文論家總把文學要素看成有機統一的整體。總之,把握中西文論的異同,才能客觀地、有的放矢地研討比較詩學問題,偏廢一隅將得不償失。
現從事工作
冉思瑋現從事高校學生管理及教育教學理論研究工作。曾任職於四川師範大學，現為重慶教育學院教師。冉思瑋結合實際，開展了“專業延展”與學生工作有機結合模式研究、高校黨課課後討論“邊緣化”及其對策研究等調查項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