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英倫，危在旦夕。敦刻爾克退兵未罷，海岸已遭狂轟濫炸。首相關於“我們決不投降”的豪言壯語，本也是全民的共同決定。“英國從未像今天那樣團結”，值此兩黨聯手，同仇敵愾之時，“一小撮人”的胡言亂語，怎不令民憤鼎沸，千夫所指？於是警方出面干預，戰時法庭理所當然升了大堂。
法官人選堪令公眾放心。“且看納粹奪去二子的波懷恩，如何收拾這幫混蛋！”已成為報界通欄標題。人們普遍談論大牢苦役和行刑隊。然而審判帷幕降下之時，波懷恩法官話語沉重，竟令公眾失望之至——“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據我理解，我們的戰爭，正是要保護這個自由。我要說，被告幸而生在這個能自由表達他們主張的國家。我宣布他們無罪”。
在當時，判決並沒有得到公眾的支持。人們普遍懷疑波懷恩老人何至於“寬容”至此。所有包圍過波懷恩的記者，都請他談談兩位戰死的兒子，甚至暗示這位年邁法官的記憶力和心理素質是否還能勝任“女王陛下忠實的裁判人”。而在如釋重負的少數人中，例如戰時內閣的內務大臣安德遜，卻欣慰地指出，這也是一場戰爭。因為在英國，僅僅抱有一種意見的行為，決不能被看作犯罪，不論其意見多么地不合輿論。而“倫敦大街標語案”挑起的公眾激動，卻使英國的法律面臨真正的進攻。從這一點而言，波懷恩判決的意義，甚至不亞於英國在海岸、在北非進行的抵抗人類文明最兇惡敵人的戰爭！
二次大戰硝煙散去已逾一個甲子，戰爭早已成為歷史的足跡，昔日的恩怨也已為新的合作所取代，然而“倫敦大街標語案”的判決書卻留在世界法制史上。正如戰後一位英國政治家對全體公務人員所說：“自由和國土具有同樣價值，甚至民族的當前危機和憤怒的公眾感情，也不能動搖英國的法律原則。‘倫敦大街標語案’就是一個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