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讀音
侗[侗、倲、峒、墥、僮，讀音作tóng(ㄊㄨㄥˊ)，亦可讀作dòng(ㄉㄨㄥˋ)]
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源於姬姓，出自西周時期周成王姬誦，屬於以先祖自稱號為氏。
西周時期，未成器之人稱作“侗”，就是少年兒童，全稱為“倥侗”，就是童蒙，亦稱作“空同”，意思就是“無知”。這在典籍《揚子·法言》中有注釋：“倥侗顓蒙。”
在典籍《書·顧命》中記載：“成王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侗，愚也，成王自稱。”
周武王病逝時，即位的周成王姬誦只有十二歲，西周王朝由叔父周公姬旦攝政，直到七年後周公旦將政權交還給周成王。期間，周公旦平復了武耿、蔡叔、管叔等的叛亂，鎮壓了東夷族的反抗，分封了諸侯國，完整地構建了西周王朝的龐大政治體制，因此，周成王接手的是一個現成的國家。
對此，周成王一直自嘲地稱自己只是個“在後之侗”，什麼也不懂，全靠叔叔周公旦的輔佐。
在周成王的庶支子孫中，有以其諧稱為姓氏者，稱侗氏，世代相傳至今。
第二個淵源：源於侗族，出自中國少數民族名稱，屬於以民族名稱自稱為氏。
侗族，古代亦稱洞、倲、峒、墥、僮、僚、仡僚、仡僂、仡伶、山瑤等，是中國一個少數民族的名稱。
侗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遠流長，廣泛分布在中國東南方的印紋陶諸文化，是目前所獲得的最早的包括南方民族來源的資料。有人認為：創造這一文化的人們後來發展為楚族群，是“祝融之後”，或者是發展成為夏禹諸部落。到了戰國時期，進一步發展成為分布在中國東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團。
侗族源於百越，這已成為史學家們的共識，但具體源於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說侗族源於百越的哪一支系，則看法不完全一致，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較典型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駱越支系發展而成的，主要依據是歷史上駱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之處，是駱越文化的直接繼承者之一。以後分布在這一地區的駱越之民又被稱為“僚”。因此侗族的來源大致可表述為越→僚→侗族。
第二種意見認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乾越支系發展而來的，其後被稱為“東越”或“東甌”。大約在戰國初期，西遷嶺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帶，繼而逐步發展為東達懷集、高安、羅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貴縣，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賀縣，即粵西、桂東相接之地，史稱其民為“西甌”。約在唐朝以前，又在“西甌”的基礎上，隨著自身發展和外來因素的影響，逐漸地發展成為新的人類共同體，即侗族。然後才遷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外來說”。並認為侗族的自稱是從“乾”演變而來的。
第三種意見是相對於“外來說”的所謂“土著說”。
土著說的第一種說法認為，今天的黔東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區，春秋戰國至秦時期，屬黔中地，居民被稱為“武陵蠻”，又因境內有五溪，六朝時被稱為“五溪蠻”。所謂黔中蠻、武陵蠻或五溪蠻，概謂之南蠻，這些顯然都是統治階級對居住在這一地區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稱，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內。
土著說的第二種說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區”人發展而成的。持這一說法的學者認為，越人居住的區域較廣泛，如《漢書·地理志》引臣瓚的話說：“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史籍《逸周書·王會解》中記載有“區陽以鱉封”的記載，這裡的“區”似是指活動在沅水中游一帶的越人而言。“區”的活動區域在“陽”。“陽”之所在，據王念孫引《荊州記》中記載：“武陵郡西有陽山”，西漢時期的武陵郡西有陽山郡，治義陵，即今之漵浦縣。漵浦之西是今之辰溪、瀘溪、懷化縣一帶。
以上幾種較為典型的關於侗族來源的說法，論證都比較充分，盡力旁徵博引，不僅利用漢文文獻，同時也利用實地調查資料和民間傳說資料，有的還利用了近期從地下挖掘出來的考古材料等來證實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力圖以此來說服對方。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侗族來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爭論焦點之一。這一事實的存在從另一方面又說明了侗族來源的“多源性”。
有學者認為，侗族來源於古代越人；當越人在歷史上消失之後，這一地區又出現了僚人；當僚人在這一地區消失之後，又同時出現了包括侗族在內的多個近現代民族共同體。
越人見諸於漢文文獻，始於戰國時期，到秦漢時仍“各有種姓”，分布甚廣。據羅香林在《中夏系統之百越》中記載，越有于越、甌越、閩越、東越、揚越、山越、南越、西越、駱越、騰越、滇越等等。他們的分布地正如呂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國民族史》中記載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稱夷，自江以南則曰越”，而且有較突出的文化特徵，如語言為粘著型，斷髮文身，契臂為盟，多食海產，巢居，善於使舟及水戰等。顯然，越人是一個典型的直接從氏族、部落發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種類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種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個支系。她們中的幾個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廣州)為中心的地區；閩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帶；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圍地帶；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東北部；西越、甌越和駱越分布在今廣東西部、廣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來，侗族來源應是與甌越、駱越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當然也不排除與之毗鄰、雜處的民族。比如武陵蠻、黔中蠻或五溪蠻，乃至“區”人、乾越等等。民族這個人們共同體不同於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緣為紐帶聯繫起來的人們共同體。而民族則是以地域為紐帶聯繫起來的人們共同體。因此這些來自於同一民族的各個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結成了新的民族，使舊的民族逐漸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稱也就出現在史籍上了。
當古百越族消失以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地區開始出現僚人。史籍《隋書·南蠻》中記載：“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俚、曰僚、曰伶，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從這以後，記載這一地區民族的活動更為具體，而且從記載中直接可以看出與侗族有關，甚至有直接記載侗族的。如《宋史·蠻夷傳》中記載：“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辰州秸僚三千餘人款附”。明嘲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峒僚者嶺表溪洞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拓浸廣。”《明史》中記載侗族農民起義首領吳勉為“蠻僚”。另一位明朝學者鄺露在其所著的《赤雅》一書中更為明確地說：“侗亦僚類”。
由上，人們可以大致看出侗族來源的脈絡。
侗族的名稱比較多，經常見到的有以下一些：gaeml、jaeml、仡伶、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amjiao、dong等等。將這些名稱簡單地劃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稱，如gaeml、jaeml、仡伶等就屬這一類；一類是他稱，就是其他民族對侗族的稱呼，如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em、dong等就屬這一類。自稱與他稱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中形成的，歷史背景一旦改變，它們也常常發生變化，有時既是他稱，同時又是自稱。
侗族的自稱主要有gaeml和jaeml，“仡伶”乃是侗語的漢文記音，以漢字反切標音而成。而jaeml則是gaeml的方音變化，所以說，侗族的自稱基本是統一的。在侗族語言中，gaeml這個詞除了用作nyenc gaeml(侗家人、侗族)講解之外，還有“蓋子”、“碓窩”(北部方言)等名詞性含義。在多數情況下，這個詞是當作動詞來使用的，其詞義有“遮蓋”、“隔離”、“防犯”、“設圍”、“禁襲”、“阻攔”、“保護”等含義。侗族的自稱，是從該詞用作動詞的含義發展來的。因此，侗族的自稱是指居住在有防護設施中的人。這個防護設施有兩層意思，一是指自然狀態下較封閉的環境；二是指居民點四周所設的人工防護設施。自然狀態下的封閉環境，是一種四面皆有高山或原始森林作為屏障的地帶，其中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田園，形成便於耕作的小盆地。這種地方在先秦時期被稱為“淤中”。“淤”即阻塞不通之意，在秦漢時期被稱為“黔”，到唐宋時期又稱為“峒”。
除古代“淤中”、“黔”、“峒”這種自然的隔離封閉之外，還有一種人工的設防圍籬，稱之為“棘闈”，它是為防備異族、異村、異寨或猛獸入侵而設定的。史籍《國語·吳語》中記載：“(楚靈王)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杜注為：“棘，里名，門也。”劉文其在《左傳舊註疏證》引《正文》云：“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棘”是指荊棘，“闈”是指小門，連貫起來解釋就是人工用荊棘圍成的聚落小門。棘闈內是一個封閉的村社。現在的一些侗族村寨，特別是那些比較古老的侗族村寨，四周還能見到這種用灌木圍成的“棘闈”，且設有寨門，還立有寨神或鬥神守護，夜晚常常將寨門緊閉。不僅村寨如此，連菜園也是這樣。不論是從自然狀態還是從人為因素考慮，侗族的自稱都是用作動詞“遮蓋”、“防護”等意思的。只有這樣理解，才能比較充分地反映本民族的實際情況及內在含義，它可能就是侗族自稱的來源。
居住在廣西三江、龍勝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他們自稱為jaeml，與其它地方侗族的自稱相比，只是聲母有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有應規律可尋，屬侗語的同源詞，其含義基本相同，所以說各地侗族的自稱是一致的，統一的。
侗族自稱最早見於宋朝的漢文典籍，是用反切的形式記錄為“仡伶”或“仡僚”。從“仡伶”“仡僚”所反映的語音形式來看，侗族的自稱在宋朝以前是一個單音節的複輔音詞語，後來才演化成現在的單輔音形式。仫佬語是與侗語最接近的語言。仫佬族自稱為lam或jaml，這是複輔音聲母gl演變分化後的語音形式。由此可知，古代侗族的自稱也是一個複輔音的單音節詞。這種情況，在同語族的其他民族語言中的很普遍。
漢文史籍中關於“仡伶”、“仡僚”的記載較多，並且都與今日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域有關，很顯然是指侗族。“仡伶”之稱首見於《老學庵筆記》：“辰、沅、靖州蠻，有仡僚，有仡僂(伶)，有山瑤。”宋朝朱輔《溪蠻叢笑》中記載：“五溪之蠻……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瑤、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諸蠻》中記載：“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其田給仡伶楊姓者，俾田作而課其租”，“盧溪諸蠻從靖康多故，縣無守御，仡伶乘隙焚劫”。史籍《炎徼紀聞》中記載：“貓(苗)、仡、伶、僚四種，皆溪洞民”。
由以上文獻記載可知，仡伶、伶僚與今日侗族居住的地域相同，是古代侗族自稱的漢字反切記音的書寫形式。至於其它書寫形式，只是歷代漢人對侗族的稱呼不同或書寫形式不一罷了。
侗族的他稱多以峒、洞或侗字開頭，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這類他稱中的“洞(峒)”字來源於社會組織名稱。隋唐時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區的民族村社組織組織被稱為“洞”或“峒”。唐王朝統治時期，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稱為羈縻州峒”。史籍《桂海虞衡志》中記載：“羈縻州峒……自唐以來內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峒”。這種記載到宋及其以後更為多見。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諸蠻》中記載：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區設立了誠、徽二州，地轄今靖州、會同、通道、綏寧、黎平、錦屏、天柱、鎮遠等縣。並將這一區域分為十個峒。楊再思“號十峒首領，以族姓散掌州峒”。元朝侗族地區被稱為“九溪十八洞”，貴州黎平縣地稱為“五開峒”。直到現在，黎平、從江兩縣交界的肇興、龍圖地區仍被稱為“六峒”；黎平縣岩洞、增沖一帶被稱為“九峒”；潭洞、地青一帶統稱為“八洞”。此外，還有許多侗族村寨是以“洞”為名的，如廣西三江的獨洞、冠洞，龍勝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貴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錦屏的彥洞，黎平、從江的頓洞、貫洞、瓜洞、構洞、鐮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總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不計其數。所以說，以“洞”(峒)開頭命名的侗族他稱，一般說來是與唐宋時期在侗族地區設立的行政單位“洞(峒)”等相關。由此而產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則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時也因其名而造成對當地民族他稱上的混亂，比如“峒苗”、“洞蠻”等就屬這種情況。“苗”、“蠻”等名稱多為歷代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侮稱，侗族也不例外。同時期，在侗族居住的地區內也有苗族分布，所以漢文史籍的作者們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混同。因為上述種種原因，漢族對侗族的稱呼出現了比較複雜的情況，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統稱為侗族。
與侗族雜居或毗鄰居住的民族除漢族外，還有苗族、瑤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壯族等。黔東方言的苗族稱侗族為daigu，這是侗族自稱的借音，其含義也與侗族自稱相同。瑤族稱侗族為gamdan，這是從分布於三江、通道侗族自稱轉借過來的，其含同。水族、仫佬族均稱侗族為gem。毛南族、壯族均稱侗族為dong。這些他稱實質上都是侗族的自稱或是漢族對侗族的他稱，僅僅屬於他族借用或音轉而已。由此可見，其他少數民族對侗族的稱呼也是比較統一的。
侗族的名稱雖然分為自稱和他稱兩類，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兩種不同含義的系列，但這兩種系列均遵從了“名從主人”的命名原則，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講，自稱與他稱也是一致的，均產生於侗族人民所居住的特定環境。侗族的自稱，一是源於自己居住的天然環境，即“溪洞”之中，一是源於自己創造的人工環境，即“棘闈”之內。以“洞”或“峒”開頭的侗族名稱，雖然與隋唐時期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區建立的行政單位有關，但“洞”或“峒”的來源均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關，與壯侗語族諸民族的語言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山沖”或“深山老林”，壯語稱之為dong、水語亦稱之為dong(只是聲調不同)，稱之為long，侗語亦稱之為long。這些語音的原始構擬應當為dlong，與古漢語的“洞”“峒”讀音基本相同。“洞”也是對居住環境而言的，史籍《溪蠻叢笑》中記載說到這種情況，“巢穴外雖峙險，中極寬廣……周數十里皆腴田。”《太平寰宇記》中記載：“耕種皆在峒中”，也就是耕種在“外雖峙險，中極寬廣”的“峒中”，這些地方被稱為dong或者long，其人也被稱之為“洞民”或者“峒民”。
“洞民”或“峒民”，並非是侗族所獨有的他稱，壯侗語族諸民族在歷史上都曾有過這樣的他稱。壯族自稱為zung或jung，漢文獻記載為“侗”或“僮”，這也是壯族自稱的漢文記音。“僮”字於1965年依據周恩來的提議改為“壯”字。“僮”字是從“童”字而得音的，古讀定母東韻，史籍《廣韻》讀為徒紅切，是定母東韻合口一等字，讀dung，與“侗”字的古今讀音完全相同。布依族自稱為bujai，文獻記載為“仲家”。“仲”字古讀定母冬韻，史籍《廣韻》讀為直眾切，澄母送韻合三等字，其讀音也與“侗”同。由此可以肯定，僮、仲、侗這三種族稱都與溪峒有關，音義皆來源於壯侗語族先民對山沖、森林的稱呼。壯族、布依族因支系較多，取名時常以某支系名代替族名，所以有些名稱出現了古音消失的情況。而侗族則將其完整地繼承下來，並成為本民族現在的族稱。同為壯侗語族的毛南、水等民族，在歷史上的名稱似曾與“洞”無關，其原因也很可能是以某一專稱代替了原來的共同名稱，所以才難以體現這一名稱的原始含義。
總的看來，侗族族稱中的自稱和他稱是侗族名稱中的兩大系列，而且它們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淵源關係，兩者之間不僅語音相通，而且詞義也相同，是同一事象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的不同稱呼，但均反映了侗族名稱的本來含義。
在侗族族人中，有以民族稱謂為姓氏者，稱侗氏。
註：
侗族今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比鄰的廣大地帶。其中：
貴州省有一百四十萬餘，分布在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從江、天柱、錦屏、劍河、三穗、鎮遠、岑鞏等縣以及銅仁專區的玉屏侗族自治縣和銅仁、江口等縣，還有萬山特區；
湖南省有八十萬餘，分布在通道、新晃、芷江三個侗族自治縣，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城步苗族自治縣以及會同、洪江、黔陽、綏寧、漵浦等縣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有三十二萬餘，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縣、龍勝各族自治縣、融水苗族自治縣、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和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等地。
以上地區在地域上連成一片，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區。習慣上把天柱、劍河、錦屏、三穗、鎮遠、新晃等縣稱為北部地區，把黎平、榕江、從江、三江、龍勝、融水、通道等縣稱南部地區。
此外，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鹹豐等縣市有五萬餘。他們的先世多系清代康熙至嘉慶年間先後從湘黔桂本土遷去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蘭縣也有二十餘戶一百餘人。其祖先是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從貴州天柱去避難的，至今已繁衍了八代人。
在越南的宣光省也有侗族族人分布，該越南人稱其為宋族，是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公元1790～1800年)從中國侗鄉遷去的，他們仍保存著自稱(kam)和民族語言。據初步了解，所操的侗語屬侗族南部方言。
第三個淵源：源於回族，出自宋、元之際西域人賽典赤·贍思丁，屬於以為氏。
宋、元之際，一批西域人隨著成吉思汗的蒙古軍來到中原地區。
據史籍《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和雲南回族民間保存的《賽典赤家譜》中記載，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爾”，是“別庵伯爾”的第三十一世聖裔，南宋嘉定四年(蒙古汗國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11年)出生在波斯的中亞屬地布哈拉(Bukhara，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布哈拉市)。“別庵伯爾”就是古波斯語“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
在古波斯語中，“賽典赤”意為“榮耀的聖裔”，“贍思丁”之意是“宗教的太陽”，而“烏馬爾”的意思是“長壽”。
今分布在福建省泉州地區晉江市陳埭鎮的侗氏回族，其始祖就是賽典赤·贍思丁·烏馬爾。據文獻《賽典赤家譜》中記載：“鹹陽王(賽典赤)奉旨征平西夏，以得勝之兵戍守寧夏、渭南等處，所有兵將保屬哈蜜徵調。明太祖定鼎金陵，賜為十姓：曰閃、曰者、曰白、曰苗、曰冶、曰烏……”後閃氏回族中有位著名的閃仲侗，字士覺，永昌人(今甘肅金昌)，明崇禎辛未(公元1631年)及第，後隨父親游於吳、越、閩之間，撰有《鶴和篇》三卷。其後裔子孫有在明朝末期避戰亂遷徙福建、海南之地者。
清朝初期，清軍攻伐福建，閃仲侗的子孫改以祖名為姓氏，稱侗氏，繁衍於東南沿海地區。
郡望
晉 江：晉江，是1980年以前大泉州的通稱，原來的泉州僅指鯉城區一地。原來的泉州市政府叫晉江地區行政公署。泉州是從晉朝開始中原人士因戰亂搬遷至此，懷念晉地，將居住地的河流命名為晉江，而居住地則因該江得名。歷史上，泉州與晉江基本說的是一回事。泉州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這裡勞動生息。泉州夏禹時屬揚州城，周時為七閩地，春秋戰國時為越地。從秦朝到隋朝的八百餘年間，先後屬閩中郡、閩越郡、閩越國、建安郡、閩州等所轄。秦漢時，中原漢族人民逐漸南移，此處初辟蒿萊。公元四世紀初，中原戰亂頻繁，晉人大批南遷，他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工具、技術和文化，使泉州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唐朝初年，歸武榮州所轄，唐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武榮州始改名為泉州。唐朝泉州設定初期，轄晉江、南安、龍溪、莆田、仙遊五縣，唐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與漳州分治，龍溪歸其所轄。唐朝中葉的“安史之亂”給中原造成嚴重的災難，中原人民進一步避亂南遷，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促進泉州進一步繁榮。史載唐大曆年間，泉州“文風大盛”、書院林立，一些著名的寺院如明心寺、法雲寺、普照寺等，均建於此時。經濟上，泉州已逐漸成為南方重要的大港口，天祐年間，已是一個車旅輻輳、商賈雲集，“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的國際港城，與交州(今越南河內)、廣州、明州(今浙江寧波)並稱為全國四大港口。五代時期，後漢乾祐二年(公元949年)，泉州稱清源郡。後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轄晉江、南安、莆田、仙遊、同安、德化、永春、清溪(後稱安溪)、長泰九縣。宋朝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莆田、仙遊兩縣為興化郡，長泰歸漳州，泉州轄晉江、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惠安七縣。北宋時期在泉州設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南宋朝廷偏都臨安(杭州)後，泉州成為與廣州並駕齊驅的全國兩大商港。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至元朝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的二十年間，先後四次在泉州置福建中書省衙，泉州改為泉州路。元大德二年改為泉中府，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復立泉州分省，泉州成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同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明朝時期，全國分為十三個布政司，統領各地府、縣。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稱泉州府，屬福建布政使司，轄晉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同安七縣。清承明制，全國分為十五省，實行省、府(州、廳)、縣三級制，泉州府為閩八府之一。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永春升為直隸州，德化歸其所轄。泉州府轄晉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五縣。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廢州府，復縣設道。泉州初歸廈門道，後屬泉州道。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廢道，設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泉州劃為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轄晉江、南安、安溪、永春、莆田、仙遊、惠安、金門八縣。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閩變事件”後成立興泉省，設省政府於泉州，不久即廢，後改為第五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直至1949年9月1日泉州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於9月9日設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區，轄晉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莆田、仙遊、金門，政區依舊。同年12月，德化縣歸之。1950年3月改稱福建省泉州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德化歸永安專區；9月改為晉江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政區依舊；10月德化復歸所轄。1951年1月劃晉江縣城關和近郊設泉州市。1955年3月改為晉江專區專員公署。1956年5月撤銷閩侯、永安專區，劃福清、平潭、永泰和大田縣歸泉州。1958年析同安縣歸廈門市。1959年8月析福清、平潭、永春歸福州所管。1963年4月析大田縣歸三明專區。1968年9月撤銷晉江專區專員公署，成立福建省晉江專區革命委員會。1970年6月析莆田、仙遊歸莆田專區，同時劃同安縣歸晉江專區。1971年6月改稱晉江地區革命委員會。1973年6月析同安縣歸廈門市，1985年5月撤銷晉江地區，原泉州市升為地級市，實行市轄縣體制，轄鯉城區、惠安、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及金門縣。1987年12月，析晉江縣石獅、永寧、蚶江三鎮和祥芝鄉為石獅市。1992年和1993年，晉江、南安相繼撤縣設市。1996年，經省政府批准，成立肖厝經濟開發管理委員會，為泉州市政府派出機構，析原惠安縣所轄的塗嶺、後龍、南埔、山腰和埭港五個鎮及國營山腰鹽場歸其所轄，1997年6月，從鯉城區析出豐澤區、洛江區。2000年肖厝管委會改為泉港區。至此，泉州市轄鯉城區、豐澤區、洛江區、石獅市、晉江市、南安市和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泉港、清蒙總計四區三市五縣和一個管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