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恆（1918—1994），出生於1918年，軍統局長戴笠的女友。台灣國史館所藏戴笠史料中，藏有近三十份余叔恆相關檔案。戴笠、余叔恆二人何時產生感情，尚無材料可以說明。1940年5月15日丁文安報告“不識劉阿麗女士”；次日，戴笠批示“可由叔恆同志向李鐵錚先生查詢”，可見此時余叔恆已參與軍統局的具體工作。
余叔恆曾在緬甸仰光為軍統工作過一段時間。1941年3月1月，軍統緬甸組組長曾圖南向戴笠報告，“叔恆決在灰日前飛港”，請求派人前來接替余的工作。戴笠指示：
“余叔恆調離仰光後，該處即須選派一長英文而能譯電且有能力者前往接替。為非常時期便於立足計，以行商名義前往為妥。希即照辦。因余同志即須離仰，因其護照關係，不能再留也。余離仰光，該處內勤急須幹員接之。”
余叔恆被調離仰光，是因為戴笠已決定讓她赴美留學。1941年5月間，戴笠曾多次拜託貝祖詒與楊光泩，請他們利用關係，在香港或馬尼拉為余叔恆、李如桐（男，軍統同批派往美國留學者，主修新聞，後成為有名的翻譯家）二人購買船票。最後訂購了該年6月19日由香港赴美的“泰來總統輪”。6月中旬，戴笠自重慶飛往香港為余叔恆送行。
余叔恆為何在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國留學？魏斐德的解釋是：戴笠“迷戀上了影星胡蝶”，所以要把余叔恆支開。這種說法顯然靠不住——眾所周知，胡蝶1941年與丈夫潘友聲居住在香港。這與1941年軍統局在戴笠的主持下開始嚴厲整頓“家屬問題”有關。據沈醉日記，1941年5月5日“在局本部紀念周中，老闆（戴笠）特申述非常時期之責任與意義，並以嚴肅本身生活相勸勉。世瑞（趙炎五）及外訓班史副主任（史泓），為了女人問題更被罵得一塌糊塗。”6月11日，“局本部巨頭緝私總署副署長趙炎五，近被老闆免去本兼各職，原因是為了要討小老婆。”8月22日，“沒有開會，原因是處長太太進了城，老闆決心要疏散眷屬。”9月1日，“重慶已半年多了。在老闆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們都變成了阻礙團體工作發展的罪人，我要為此而鳴不平了！”唐縱曾批評戴笠這種要求軍統局成員與家屬隔離的做法不近人情，戴笠則聲稱這種個人犧牲是抗戰所必需。戴笠如此嚴厲要求下屬，自然必須以身作則；余叔恆赴美國留學，應該正是戴笠“以身作則”的結果。
到達美國後，余叔恆進入衛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就讀。戴笠委託密友、軍統美國站站長、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負責照顧余。1941年10月25日，戴笠發電報囑託蕭勃：“叔恆在美，望弟與欽妹多予照料。今後有關叔恆事，來電希加親譯兩字。”戴請蕭勃在所有與余叔恆有關的電報上標註“親譯”二字，顯然是為了保護二人的隱私。這是葉霞翟、李如桐等其他軍統留美學生所沒有的“待遇”。
1941年12月，宋子文之弟宋子安在美結婚。8日、17日，戴笠兩次指示蕭勃，“希弟代我與胡宗南先生送禮。應送何物希商叔恆。”“子安婚禮，希即商叔恆，以我與胡總司令名義購物相贈，價美金百餘圓。”在此等重要的人際交往中，余叔恆擁有可代表戴笠的身份，顯見二人的感情關係仍然穩固。
余叔恆赴美後，曾持有軍統的電報密碼本，可通過華盛頓蕭勃處與戴笠作私人通信（據戴笠與蕭勃的通信推測，這些信件可能不少，但是否保存下來及有無可能公開，則未可知）。此可證所謂“戴笠拋棄余叔恆”之說的荒謬。1941年12月26日，戴笠發電報給蕭勃，詢問余叔恆作為一名學生，持有蕭給的密碼本是否符合美方政策，其身體是否安好：
“如弟之電本交恆保管使用，電報仍由弟收發，華府與威斯理航郵如有檢查，則難免被美政府發覺。恆系一學生，不能使用密本，恐有許多不便。又此間發弟兩密本，是否均向美政府登記，盼復。如該密本交恆無顧慮，可照辦。恆（余叔恆）、翟（葉霞翟）、桐（李如桐）現均已來華府否？何日回校去？恆之身體何如？均盼即復並祝弟等快樂。”
按戴笠的說法，蕭勃手裡有兩個在美政府登記的密碼本。蕭回復確有密碼本交由余叔恆保管，但沒有說明具體是哪一本。這關係到戴笠與余叔恆的電報通信使用何種密碼，故12月30日，戴笠再次發電報詢問，並關心餘叔恆身體健康與否，何時來華盛頓何時回校：
“弟以何種密本由恆保管，來電未曾註明。……又電詢恆近來身體如何，與前由仰支所發之信已否完全收到，並詢其此次何日來華府，何日回校去，亦無電復，均甚念。李博高隨黃秉衡今晨飛印度赴美，我有函物交帶弟與恆，明日歲除，我甚念弟與恆等。祝你們快樂。”
異地戀最折磨人者，莫過於得不到對方的訊息。戴笠雖能通過電報與身在華盛頓的蕭勃隨時互通訊息，但余叔恆就讀的衛斯理女校遠在波士頓，所以仍不免出現長時間得不到余叔恆訊息的情形。每值此時，心焦的戴笠就會給蕭勃去電報，請他查詢余叔恆的近況，以及為何沒有她的訊息。
如：1942年3月8日，戴笠致電蕭勃：“恆尚無電來，切甚念，希以我之行動告恆為要。”4月7日，戴笠致電蕭勃：“迭電迄未得復，致恆電亦無回音。弟之盲腸炎經割治後近狀如何？至念。恆已否來華府，梅樂斯已否動身來華，我要恆代買白金時樣手錶一隻，未悉有無寄出，均盼查明即復。”同日再電：“恆已來華府否，我前電要其代購白金時樣手錶一隻寄來，未悉已否照辦？”11月28日，戴笠致電蕭勃：“余迭電叔恆，迄無答覆。渠年假應否回華府，由弟與孟妹斟酌情形，與之商決可也。”12月19，戴笠致電蕭勃：“恆已抵華府否，近狀如何？”1943年1月10日，戴致電蕭勃：“余極盼恆有書來也。恆之近況何如，甚念。”1945年1月19日，戴笠致電蕭勃：“恆病如何，何以久無訊來。盼查復。”10月15日，戴笠致電蕭勃，“叔恆近狀如何，盼有復及。”
戴笠戎馬倥傯，常年奔波於抗戰各處戰場，在重慶的時間不多，也經常不能按時接收和回復余叔恆的電報。所以，在戴笠給蕭勃的電報中，有不少是在主動托蕭向余報告自己的行蹤。
如：1942年3月8日，戴笠致電蕭勃：“希以我之行動告恆為要”。6月，戴笠致電蕭勃，“巧電由渝轉來，已悉。我於昨日自桂林來柳州，主持越南乾訓班學生畢業。準三日內赴息烽。……恆已赴夏令會否？甚念。……希將我之行動告知宋先生及恆。”10月6日，戴笠致電蕭勃：“我於本日自渝飛來蘭州，在此留五日，即赴西安。本月廿日左右定必趕回重慶，希轉告叔恆。”11月13日，戴笠致電蕭勃：“我於今日來成都，在此約有五天留，希轉告恆。”
重慶相熟同僚赴美，戴笠常托其攜帶書信（電報交流往往很短，不如書信能夠抒情）及物品給余叔恆。有時，相熟同僚赴美而戴笠恰不在重慶，戴笠也會托蕭勃向余叔恆解釋。如1942年3月19日，戴笠致電蕭勃：“此次霍亞民先生赴美，因我不在渝，致無函件托其帶交恆與弟等，甚悵，望轉告恆。”
戴笠與余叔恆大洋分隔。但戴似乎深信余是能理解自己志趣之人。1942年2月18日，戴笠致電蕭勃坦陳心跡：“餘年來對各淪陷地區之工作，抱定不怕犧牲不惜金錢前赴後繼再接再厲之主旨。故雖負債兩千餘萬，天天向人借錢，我還是要維持工作，因吾人無工作表現即無團體即無同志與我也。此種政治環境弟當可想而知。恆亦能了解也。”
雖然認為自己的志趣“恆亦能了解也”，但戴笠並不希望余叔恆留學期間仍涉入政治。一方面是戴笠覺得“叔恆年輕，有時（喜）好講話”，另一方面也是擔憂她的身體。1942年至1945年間，余叔恆的身體似乎一直欠佳。1942年，戴笠曾托劉瑞恆（哈佛醫學博士，曾主持抗戰衛生勤務工作）帶“詳函”給余叔恆，要她保重身體，遠離現實政治：“劉瑞恆上周飛美，余曾有詳函致弟與叔恆，望轉告恆，在美應埋頭讀書，保重身體，與政府有關之人員不必來往。”同年3月，戴致電蕭勃，拜託他們夫婦勸余叔恆要把珍重身體放在學業前面：“恆春假來華府，望弟與孟妹（劉希孟，蕭勃之妻）務勸其珍重身體，讀書次之。因其讀書不必我擔憂也。”1943年1月4日戴笠致電蕭勃，“希囑恆進院詳細檢查身體，並以結果詳告。”1945年1月19日戴笠曾詢問蕭勃“恆病如何”。
台灣國史館所藏戴公遺墨全數為戴笠當年的親筆檔案，關於戴、余感情，其中並無來自余叔恆方面的材料。但上述材料已足以證明，魏斐德等人“戴笠引誘強姦余叔恆後又拋棄余叔恆”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戴笠對余叔恆確實喜愛。這種愛，並未因余叔恆赴美留學而告終，而是一直延續到戴笠逝世；1946年3月17日，戴笠墜機身亡。戴笠從未拋棄過余叔恆，後世關於戴笠的各種艷史，據考證，尚無一例可以證實。
余叔恆在美國衛斯理學院獲得英語碩士學位後，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此後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其夫君陳鶴梅是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1973年，何炳棣於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談論大陸問題，其立場與觀點曾遭到余叔恆的批評。學術之外，余叔恆晚年還擔任過中美教育基金會會長等職務。1994年余叔恆因病去世，終年7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