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亞歷山大·安德列耶維奇·普羅哈諾夫是當今俄羅斯政壇和文壇上的風雲人物，是俄羅斯當今最有影響的兩個共產黨組織之一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領導人，並主編在社會上很有影響的報紙《明天報》，他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作家，自上世紀60年代登上文壇以來，至今已經有十幾部小說面世。羅哈諾夫1938年生於提比里西，1960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後成為《文學報》記者，不僅跑遍了蘇聯，還到過世界各地，並將其豐富的經歷和獨特的見聞寫進文學作品。
主要作品
先後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草地在枯黃》（1974）和《第三次碰杯》（1991），長篇小說《遷徙的玫瑰》（1975）、《正午時分》（1977）、《事發地點》（1979）、《永恆的城市》（1981）、《戰事畫家的速寫》（1986）、《大戰過後六百年》（1988）、《帝國的最後一名士兵》（1993）和《宮殿》（1995），四部曲《燃燒的花園》（《喀布爾市中心的一棵樹》，1982；《獵人在島上……》，1983；《非洲通》，1984；《風兒吹來》，1984）等作品。
寫作風格
普羅哈諾夫的小說大都是以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熱點”地區為描寫對象，新聞報導體的寫作風格深深地滲透進他的文學作品。2002年，普羅哈諾夫的新作獲俄羅斯“年度最佳暢銷書獎”，這部長篇小說於次年被譯成中文。
生平
普羅哈諾夫1938年出生在提比里西，1960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後在一家研究所里當了幾年的工程師，但他很快就厭倦了平靜的科研工作，為了尋找一個富有挑戰性和新鮮感的生活方式，他先後嘗試過多種職業，如護林員、導，游、地質隊員等，最後，他終於找到了自己最心儀的崗位--《文學報》記者。他從l963年開始發表作品，起初主要是一些新聞稿件，後來逐漸在蘇聯的多種文學報刊上發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說，其中的一個短篇《婚禮》(1967)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讚譽。1971年，在著名作家特里豐諾夫的鼓勵和幫助下，他的第一本書--中短篇小說集《我走我的路》得以出版。集子中的小說無論就內容還是就風格而言，就與當時文學中的"鄉村散文"潮流很吻合，特里豐諾夫在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對於普羅哈諾夫來說，俄羅斯的主題，俄羅斯人民的主題，並不是一種時尚，並不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而是心靈的一部分。"次年，他又出版了反映農村問題的特寫集《燒不掉的顏色(鄉村來信)》。
然而，普羅哈諾夫後來卻沒有沿著特里豐諾夫為他指明的那條創作道路走下去。躁動的天性加上敏銳的新聞嗅覺，激昂的熱情和奔波各地的便利條件相結合，使他越來越關注時政，越來越熱衷於所謂的"重大題材"了。在擔任《文學報》記者期間，他不僅跑遍了廣袤的蘇聯的天南地北，而且還到過拉丁美洲、安哥拉、莫三比克、高棉、衣索比亞阿富汗等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熱點地區"，他將這些豐富的經歷和獨特的見聞寫進文學作品，
在政治上，普羅哈諾夫同樣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在蘇聯時期，普羅哈諾夫作為具有強烈自由派色彩的報紙《文學報》的資深記者，其觀點和言論常常是很激進的，對現實也時有抨擊和鞭笞。可是在蘇聯解體前後，他的政治立場卻迅速左轉了，成為一個對蘇維埃帝國充滿眷念的懷舊者，一個旁若無顧地捍衛俄羅斯民族利益的政論家。1991年，他創辦了《白晝報》(Ⅱebb)，並親自擔任主編，就蘇聯解體前後的社會事件和大眾心態發表了大量的時事評論。l991年7月23日，他和作家邦達列夫、拉斯普京一起，與另外幾名當時蘇聯黨政軍界的要人聯名發表了《告人民書》，這份宣言後來被視為"八一九事件"的"理論綱領"。
在事變失敗之後，普羅哈諾夫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沒有躲藏起來，而是繼續活躍在政壇上。l993年10月，《白晝報》被迫停刊，但他立即又辦起了另一份報紙，即《明天報》，在報紙的名稱上就與另一份代表自由派觀點的報紙《今天報》(Cer0且職)擺開了一副針鋒相對的架勢。普羅哈諾夫長期擔任俄聯邦共產黨的領導人，這使得他在當今的俄羅斯，不僅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作家，俄羅斯輿論界的主導性人物之一，同時還是一位能呼風喚雨的政治人物。
作品特點
概括地看普羅哈諾夫的創作，可以發現這么兩個比較醒目的特點：首先，他的小說都是以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為對象的，從蘇聯國內的鄉村問題、新技術革命和生態問題，到國際上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和裁軍、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的地區衝突以及阿富汗戰爭，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車諾比事件，到蘇聯的解體，再到蘇聯解體之後的"八一九事件"、總統大選和車臣戰爭，近三十餘年來蘇聯和俄羅斯境內境外的重大事件，都成了他的創作題材。對創作題材上的時效性和轟動性的追求，使普羅哈諾夫的小說往往能走紅於一時，同時卻又使得它們難以保持恆久的閱讀魅力。其次，普羅哈諾夫小說的語言是充滿熱情的，淋漓酣暢的，其中不乏思想和火花、機智的聯想和生花的妙筆，但是，新聞記者的寫作風格似乎深深地滲透進了作家的文學創作，過快的寫作速度和過多的關注熱點，也使得他的小說總給人以不夠精練、細緻的感覺，似乎缺少推敲，在主觀情緒上也似乎張揚有餘而節制不足。正因為如此，普羅哈諾夫在俄羅斯文學界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肯定和否定他的人都同樣的多，同樣的旗幟鮮明。肯定的意見認為，普羅哈諾夫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中的戰鬥精神和直面現實的勇氣，體現了一位作家面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的小說的巨大社會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無法替代的。俄羅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邦達連科在1992年寫了一部評論普羅哈諾夫創作的專著，他借用普羅哈諾夫本人一部小說的題目，把自己的專著定名為《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帝國的最後一位士兵》。這個"定義"，想必與一部分俄羅斯人心目中的普羅哈諾夫形象是很吻合的。另一些文學界人士卻認為，在普羅哈諾夫的創作中，那種強迫文學與政治聯姻的不良傳統得到了繼續，他的寫作降低了文學的品位和藝術性，使文學淪落為政治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