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三表（共五冊）

該叢書先期出版《讀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論》等四種。 《二十四史三表》，清段長基撰，包括《二十四史統計表》、《二十四史沿革表》與《二十四史疆域表》。 為免重複，凡《二十五史補編》、《二十四史訂補》已收之書，《二十四史三表》不再選入。

內容介紹

《二十四史三表》為《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之一。該叢書先期出版《讀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論》等四種。其中，《二十五史蠡述》，民國李澄宇編撰，包括有關二十五史的人物、大事、地理等記載的考證、評論、補正等內容。《二十四史三表》，清段長基撰，包括《二十四史統計表》、《二十四史沿革表》與《二十四史疆域表》。《二十四史月日考》，稿本，清汪曰禎編撰，考證二十四史中日與月的記載，是研究歷史的必備工具書。《二十二史考論》則輯錄了清代學者杭世駿的《諸史然疑》、牛運震的《空山堂讀史糾繆》、盧文弨的《讀史札記》、錢大昕的《諸史拾遺》、沈豫的《讀史雜記》以及劉體仁《十七史說》等著作。 ——序 陳其泰 治中國史學者，不能捨棄歷代正史。究其原因，與正史採取的紀傳體體裁是分不開的。紀傳體史書的開創之作是司馬遷所著《史記》。他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種體例，各有區分。而且取材廣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舉凡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等，無所不包。由於紀傳體本身的特點，所以深受史學家的歡迎。《史記》問世不久，便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金丹、劉恂等（見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相後續撰。至班固著《漢書》，朝廷組織學者撰《東觀漢記》，也都採用紀傳體，而且體例更為嚴謹。值得指出的是，自東漢起，紀傳體受到歷代王朝的特別尊崇，被作為編撰國史的體裁，不管朝代鼎革，體例相沿不改。至乾隆年間，朝廷明令頒布為正史的紀傳體，自《史記》迄《明史》，共二十四種，渾然一體，系統反映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顯然，較之私人修史條件遠為優越而撰成的歷代正史，在數據的占有、使用，以及史書的規模、系統性和連續性等方面，均是獨一無二的。 歷代正史是研究者必須依靠的文獻，但是，由於歷史內容無比複雜，對事件、人物、制度等諸多問題的認識不能一次就達於完成，而須後人再作探究。因此，自晉代以後，又有許多學者繼續從事正史的補充、整理、校訂工作，積累了大量成果，這些工作，概括起來大致有四類：一是注釋，如《史記》三家注、《唐書釋音》、《五代史記注補》等；二是補作，如《後漢書》、《晉書》、《梁書》等書的補表，《三國志》、《梁書》、《陳書》等的補志、《五代史補考》等；三是校正，如《史記識誤》、《漢書正誤》、《漢書地理志校補》等；四是考訂，如《晉書考證》、《北齊書旁證》、《元史考訂》等。 經過眾多史家的努力，有關二十四史的訂補之作，已具相當規模，僅從歷代史目來看，即不下數百種之多。此類著作的學術價值及彌補原書之功效，學術界亦早有定論。現在有問題是，“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盡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的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換句話說，一般學者如何去搜討、利用那些多為善本珍藏，又分散於各處的前人成果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明書店出版《二十五史補編》，集二百四十餘種訂補之作於一爐，從而為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篳路之功，實不可沒。然《補編》所及，只包括各史之表、志；那么對於紀、傳等的訂補之作，仍難尋覓。為此，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於《補編》之外，擴大收書的範圍，凡與《二十四史》有關的訂補著作，1949年以前編撰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等均在選擇的範圍（《二十五史補編》已收之書，不再選入），編輯出版了《二十四史訂補》，共收書一百六十餘種。此書出版後，甚得學界的好評。 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素以嘉惠士林、繁榮文教事業為己任，今為更好地服務於學術界，又編輯《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收錄明代以來至現代學者撰寫的有關正史的考證、補缺、專論等。為免重複，凡《二十五史補編》、《二十四史訂補》已收之書，《二十四史三表》不再選入。清代三大名著即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為學界研究歷代正史提供了極大便利，由於多有出版，《二十四史三表》也不再選入。本叢刊採取分批出版的方式，卷帙大者獨立出版，小者合編。先期出版《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論》（輯杭世駿的《諸史然疑》、牛運震的《空山堂讀史糾繆》、盧文弨的《讀史札記》、錢大昕的《諸史拾遺》、沈豫的《讀史雜記》以及劉體仁《十七史說》等六書而成），此後還將繼續編輯刊印。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包含著歷代正史的多種研究資料，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其中的幾種稿本，更是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將它們匯為一編，影印出版，這不僅大大便利了人們查閱和收藏，而且對中國古代史、史學史、學術史及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無疑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