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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博物通考：雕繪卷》內容簡介：《周禮·考工記序》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何謂道？所謂道乃“先天地生，為天地法”，無形無象，無聲無色，無始無終，無可名狀，為“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稽”者（《老子》、《韓非子·喻老》）。“坐而論道”，可以無所不論。朝政、國事、天下事，當然亦在所論之中。何謂器？器即宇宙間實有的萬物，包括了百工所辨之民器。在中國古代，論道與制器十分明確地區別、決定了人們的身份地位。“坐而論道”者貴為王公，親身制器者屬末流之百工（“審曲面執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觀察金、木、皮、玉、土之曲直、性狀，據以製造萬民所需之器物）。上述《考工記序》所記雖名為“考工”，實則是周代官制、禮制之反映，對芸芸眾生而言，此道器關係之誘惑力當是難以抵禦的。而後世大家碩儒，亦是重道不重器，時或顛倒了道器關係。唐代文學家韓愈有以下耐人尋味的詩句：“《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讀皇甫浞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之一）。《爾雅》乃儒家經典，或稱為經書之羽翼。成書以來，注家蜂起，其間有專為書中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等篇目作注者，簡稱為“注蟲魚”。韓愈對此注者至為鄙視，斷然否定。“定非磊落人”，意謂一定是陰暗卑微的小人。王公大人、正人君子向來是“坐而論道”，不屑於關注這些微末細物。大儒韓愈關於“注蟲魚”的判語，影響巨大，且愈演愈烈，致使後世對器物的研究也頗多顧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宋人程大昌竭盡半生之力，繼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後，撰成《演繁露》，因偏重於闡釋“牛車”、“刁斗”、“魚書”、“玉食”、“牙旗”、“牙門”之類器物，頗感不安，在其序言中稱：“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恧矣！”恧，慚愧也。這段文字雖是著者自謙之詞，卻分明透出了疑慮惶惑之情。可見我國的民族文化傳統，常重抽象義理，不重具體實踐；常重道德文章，不重物理技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