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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轉型時期省際經濟成長差異研究》主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施梯度發展戰略，中國省際經濟成長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同一區域的省際間經濟差距也十分顯著。本文通過借鑑新古典等增長模型，建立省際經濟成長模型並對模型進行了驗證分析，得出了省際經濟成長差異發散的結論。平衡增長路徑的發散導致了省際區域經濟成長的發散，教育投入、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是省際經濟收斂的根本途徑，城鄉差距的擴大是省際經濟成長發散的一種表現，省際經濟成長具有相對較快的條件收斂速度。影響省際經濟差異的重要原因包括要素差異、國家制度及區域政策差異。我國地域遼闊，省際間資本、人口、技術、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要素差異明顯，特別是技術進步，在東部沿海省份的貢獻度很高。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對外開放、產業結構差異也十分顯著，國家政策的差別是各省市增長率不同的重要因素。對於發達地區和相對落後地區，不同因素對增長的影響程度有著很大的差異，落後地區要加快增長速度，必須加快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省際間的協調發展應以產業結構調整為基礎，以市場機制為主導，企業為主體。
資本是區域經濟成長的直接推動力。資本省際間的變化是引致省際經濟成長和省際經濟差異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資本對省際經濟成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資本總量、資本構成和資金空間流動對省際經濟差異變化影響明顯。人口是影響省際經濟成長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從消費與生產兩個方面對經濟成長產生影響，人口數量增長、人口素質、腦力勞動力、就業和人口遷移對省際經濟差異產生影響。我國科學技術資源分布極不平衡，東部省市的綜合科技發展指數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九個少數民族省區都屬於低的科技發展水平地區。省際間的自然資源稟賦狀況不同，制約了各省的經濟活動或產業的類型及效率，進而影響到它們之間的區際分工格局以及各自在區際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的多寡。
在轉型經濟條件下，由內生的要素構成差異決定的省際經濟成長差異因為轉型經濟下外生的制度變數影響而加劇。因此，從制度環境和制度影響的角度研究省際經濟成長差異的決定因素具有現實的意義。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水平總的來看是東部省市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通過實證分析得知，20世紀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國省際經濟的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的變化方向相反，絕對差異在不斷擴大，相對差異在不斷縮小。相對差異於20世紀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出現了兩次幅度相對較大的縮小過程；絕對差異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一次小幅度的縮小過程，在80年代末擴大速度大大變小。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省際經濟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都呈加速擴大趨勢。而且，絕對差異的擴大速度比相對差異的擴大速度大。
中國省際經濟絕對差異在1978-1990年期間不斷擴大，特別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呈加速擴大趨勢，在空間上主要表現為經濟基礎好的上海、北京、天津、遼寧、黑龍江和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的江蘇、浙江、廣東、山東、福建等省市與其他省區，特別是貴州、雲南、四川、甘肅、寧夏、陝西、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區的絕對差異在不斷擴大。其中，浙江、廣東、山東、福建等省的經濟發展與上海、北京、天津、遼寧、黑龍江、江蘇等省市的絕對差異在不斷縮小，而與其他省區的經濟絕對差異在不斷擴大。山西、吉林、湖北、西藏、新疆五省在80年代與這10個省市的絕對差異縮小，但其後又開始擴大。
儘快縮小省際經濟差距，協調省際經濟發展勢在必行。在省際經濟協調發展過程中，依靠中央政府力量，實現省際產業結構合理化，通過產業發展與競爭，促進省際間產業協調發展。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協調作用，建立全國統一完善的大市場是實現省際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加速推進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戰略計畫、儘快落實中部崛起戰略計畫是縮小省際差距的重要途徑。《中國轉型時期省際經濟成長差異研究》主要創新是套用經濟成長的因素分解方法對省際的增長進行分析，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對不同省、市、自治區經濟成長進行橫截面的統計分析，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上都有所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