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明代長篇小說。成書約在隆慶至萬曆年間。作者署名蘭陵笑笑生 。蘭陵即今山東省蒼山縣蘭陵鎮，作者笑笑生為筆名，原作者有多種說法。《金瓶梅》共100 回 ，其版本有二：一是萬曆 四十五年（1617)東吳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詞話》 ；另一是天啟年間刻的《原本金瓶梅》。兩種版本內容基本相同，後來的刻本，基本上屬於天啟刻本系統。 《金瓶梅》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故事為引子 ，通過對兼有官僚、惡霸 、富商 3種身份的封建時代市儈勢力的代表人物西門慶及其家庭罪惡生活的描述，暴露了北宋中葉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具有較深刻的認識價值。《金瓶梅》描繪了一個上自朝廷內擅權專政的太師，下至地方官僚惡霸乃至市井間的地痞、流氓、幫閒所構成的鬼蜮世界。西門慶原是個破落財主、生藥鋪老闆。他善於夤緣鑽營，巴結權貴，在縣裡包攬訟事，交通官吏，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他不擇手段地巧取豪奪，聚斂財富，荒淫好色，無惡不作。他搶奪寡婦財產，誘騙結義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間少女，謀殺姘婦的丈夫。為了滿足貪得無厭的享樂欲望，他乾盡傷天害理的事情。但由於有官府做靠山，特別是攀結上了當朝宰相蔡京並拜其為義父，這就使他不僅沒有遭到應有的懲罰，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這些描寫，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後，朝廷權貴與地方上的豪紳官商相勾結，壓榨人民、聚斂錢財的種種黑幕。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從此，文人創作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金瓶梅》之前的長篇小說，莫不取材於歷史故事或神話、傳說。《金瓶梅》擺脫了這一傳統，以現實社會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使中國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日臻成熟，為其後《紅樓夢》的出現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準備。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由文人獨創的率先以市井人物與世俗風情為描寫中心的長篇小說。它的誕生，標誌著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幾部小說取材於歷史故事與神話傳說而集體整理加工式小說創作模式的終結，開啟了文人直接取材於現實社會生活而進行獨立創作長篇小說的先河。歷代研究《金瓶梅》者，不乏其人，論著層出不窮。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倍受研究者之關注。
《金瓶梅》的書名從小說中西門慶的三個妾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也有人認為，實際上有更深一層涵義，即“金”代表金錢，“瓶”代表酒，“梅”代表女色。
思想內容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寫家庭生活為題材的現實主義巨著，它假託宋朝舊事，實際上展現的是晚明政治和社會的各種面相，是一個社會斷層的深入剖解。
一、全書描寫了西門慶的一生及其家庭從發跡到敗落的興衰史，並以西門慶為中心，一方面輻射市井社會，一方面反映官場社會，展開了一個時代的廣闊圖景，徹底暴露出人間的骯髒與醜惡。西門慶一方面憑藉經濟實力來交通權貴，行賄鑽營，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來貪贓枉法，為所欲為，擴大非法經營，從而成為集財、權、勢於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還通過西門慶的社會活動，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權貴與豪紳富商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現實，從客觀上表明了這個社會的無可救藥。
二、《金瓶梅》以相當多的篇幅描寫了西門慶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動，寫出了這個罪惡之家的林林總總，反映了正常人性慘遭扭曲和異化的過程。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為代表的諸多女性，儘管出身、性格、遭遇不盡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慾、物慾所支配。她們以扭曲的人性去對抗道德淪喪的夫權社會，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墮落和毀滅。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時具備了對人性本質的拷問，善與惡的分界在這本書中有了另一種解釋。現實主義，這是《金瓶梅》與《紅樓夢》的不同之處.
藝術成就
作為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金瓶梅》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中國長篇小說的傳統模式，在藝術上較之此前的長篇小說有了多方面的開拓和創新，為中國古代小說的演進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一、在創作題材上，從描述英雄豪傑、神仙妖魔轉向家庭生活、平凡人物。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態人情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主要通過普通人物的人生際遇來表現社會的變遷，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明確的時代性，這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藝術的漸趨成熟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重大發展，為此後的世情小說開闢了廣闊的題材世界，並使之成為此後小說的主流。
二、在創作主旨上，從立意歌頌理想變為著重暴露黑暗，從表現美轉為表現醜。《金瓶梅》之前的長篇小說，在批評社會黑暗的同時，更多的是著力謳歌美好的理想，表現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而《金瓶梅》則實現了中國古代小說審美觀念的大轉變，極寫世情之惡、生活之醜，是一部徹底的暴露文學。它在表現醜的時候，常常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言行之間的矛盾，達到強烈的諷刺效果，這種寫法對此後的諷刺文學有極大的影響。
三、在人物塑造上，從單色調變為多色調，從平面化轉向立體化。《金瓶梅》的敘事重心從以往的以組織安排故事為主轉向以描寫人物為主，並且克服了先前小說中人物性格單一化、凝固化的傾向，注重多方面、多層次地刻劃人物性格，能細緻如微地揭示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在一些人物形象中出現了美醜並舉的矛盾組合，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流動性。
四、在敘事結構上，從線性發展轉向網狀交織。此前的長篇小說基本上是由一個個故事連結而成，採用的是線性發展的結構形式，而《金瓶梅》則從生活的複雜性出發，發展為網狀結構。全書圍繞西門慶一家的盛衰史而開展，並以之為中心輻射到整個社會，使全書組成一個意脈相連、情節相通的生活之網，既千頭萬緒，又渾然一體。
五、在語言藝術上，從說書體語言發展為市井口語。此前長篇小說的語言深受“說話”伎藝影響，《三國演義》屬於半文半白的演義語體，至《水滸傳》、《西遊記》白話語言日漸成熟，同時也向著規範化和雅馴化的方向發展，而《金瓶梅》卻代表了小說語言發展的另一方面，即遵循口語化、俚俗化的方向發展。它運用鮮活生動的市民口語，充滿著濃郁淋漓的市井氣息，尤其擅長用個性化的語言來刻劃人物，神情口吻無不畢肖。
文學價值
《金瓶梅》是一部描寫市井人物的小說，有人認為它是第一部文人獨創的小說，所以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它還是第一部細緻的描述人物生活、對話及家庭瑣事的小說，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人認為，雖然由於小說中有性描寫，使它對市井之民構成了吸引；但只有對傳統文化有相當認知的人，才能夠真正讀懂讀透它。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
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將《金瓶梅》連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合稱“四大奇書”。
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藝理論家張竹坡稱為“第一奇書”。清代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云：「深切人情事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哉！」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鄭振鐸說：“如果淨除了一切穢褻的章節”，《金瓶梅》“仍不失為一部第一流的小說。”
毛澤東認為《金瓶梅》描寫了真正的明朝歷史。
夏志清說：“對西門慶油枯燈盡的駭人敘述，……實際上給人的印象是： 他被一個無情無義而永遠不知滿足的女性色情狂謀殺了”——“潘金蓮因其以勝利者的姿態在一個垂死者的身上抽取最後幾下快樂而毫不顧及西門慶其人，暴露出自己是一個極端墮落的可詛咒的人物。”。
夏志清稱《金瓶梅》是迄今為止他所討論的小說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指《金瓶梅》中插入過多的詞曲、笑話和現成故事，這種繼承說書的形式與它的獨創故事的內容難以協調，因而削弱了小說的力量。他認為《金瓶梅》前八回只是《水滸傳》的延伸，而中間部分的七十回，即從第九回到七十九回，潘金蓮進入西門府後的故事，才是本書的精華，為小說中的“小說”，而最後二十一回是一堆沒有太大相關的故事拼湊而成的。
據美國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對《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說、話本、戲曲、史書等作了系統的溯源，他認為《刎頸鴛鴦會》和《志誠張主管》（《張主管志誠脫奇禍》）、文言短篇小說《如意君傳》都曾被《金瓶梅》借用，《〈金瓶梅〉素材探源》一書中考證，《金瓶梅》苗員外遇害一事，取材至公案故事《港口漁翁》，最早見於《百家公案全傳》故事。至於《金瓶梅》所借用的題材有小說話本十種、戲曲十四種、清曲（合套曲和散曲）一百四十種，還有宋史及其它說唱文學作品。
其來源可歸納為八類：宋明史實、《水滸傳》、文言色情小說、公案小說、白話短篇小說、戲劇劇本、民間散曲小調、佛教“寶卷”等。韓南在“結論”寫道：“《金瓶梅》的作者無視文史學家對各種體裁判定的分界線，不論是正史、小說、戲曲，也不論是長篇、短篇，只要與作者的想像力相近，都在錄取之列。作者還從當時流行的口頭文學中吸取某些技巧，表現了他借用傳統手段的願望。小說是作為讀物提供給讀者，而不是演唱給聽眾，由於《金瓶梅》如此出色地接受了多種文學形式，儘管作了大量的借用，它仍然超過前期的文學作品。我們還應該看到小說作者為使抄錄來的段落滿足自己的創作意圖所作的改動。只有分析出哪些引文不得不改動，哪些改動後來達到預期的效果或者未達到引導出給讀者所期望的東西時，我們才能探索出這部小說的獨創性。”
金甁梅人物介紹
潘金蓮
潘金蓮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潘金蓮的成名當然是緣於施耐庵先生在他的《水滸傳》的描寫。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有鬼才之稱的魏明倫一出荒誕川劇《潘金蓮》，及然後洶湧而來的張宇的《潘金蓮》、何小竹的《潘金蓮回憶》和閻連科的《金蓮，你好》，掀起了一股“潘金蓮”熱。幾百年來，她一直被訂在歷史恥辱柱上，成為妖冶、淫蕩、狠毒的典型！但也有人同情她的遭遇，羨慕她追求自由反抗舊倫理的勇氣。這就是潘金蓮。經施耐庵初刻劃金陵笑笑生極度演繹而活在戲劇舞台文學作品市井百姓茶餘飯後的壞女人樣板。 她以極端的手段和極大代價追求封建社會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女子愛情自由和人的性的權利，而這結果至今還使我們顫慄、猶豫、彷徨、在迷惘中掙扎，在掙扎中反思。 《水滸傳》中的潘金蓮是個有罪的人。但她的罪在於她殺死了人,而並不是她個人品格上的墮落。她不應該承受數百年中國人一直的“淫婦”等道德意義上的唾罵。尤其當我們再深一步追究她為什麼會殺人,怎么走上殺人之路,以及其中的道德內容,我們就會發現,潘金蓮的生命,實在是一種巨大的不幸,一個巨大的悲劇。 潘金蓮自幼為奴,後被“賞”或“賣”給矮小丑陋的武大郎為妻。這個婚姻根本沒有絲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體系的束縛下,潘金蓮別無選擇,只好忍受。那已經是一個不幸。如果她終生沒有遇見第二個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裡,枯萎凋零而終,全如中國世世代代無數平凡女性那樣,那仍然是壓抑人性的一個巨大悲劇。如果因此中國人民就送給潘金蓮一頂道德桂冠,裝飾得再美麗,也掩飾不住其下覓滅青春扼殺人性的罪惡。 可是生活終於沒有讓潘金蓮沿著這個悲劇走下去,卻轉向了另一個悲劇。 潘金蓮畢竟是個活生生的人,畢竟年輕美貌,無論怎樣壓抑,她畢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給予她。這情況下,與武二郎的相見,便使潘金蓮感情生活的意識覺醒了,而且如久枯乾柴遇火,一發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體系的羅網裡,離婚不可能,要被視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許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婦女走過的道路：偷情。這是一個非人道社會壓迫出來的不“道德”的行為;是一個罪惡道德體系壓迫下產生的搶奪生活權力的變態抗爭。當我們認同古希臘戲劇里的那些偷情亂倫的女性,讚美她們為偉大悲性女性時,我們為什麼偏偏要對潘金蓮那么刻薄,辱罵了幾百年 如果武二郎同意了潘金蓮的請求,那么根據邏輯,可能出現多種發展。第一,叔嫂通姦,長期不被發覺,在外道貌岸然,在內男盜女娼;那是中國古今社會最普遍的現象,就算事發,誰也不能說三道四。第二,叔嫂私奔成功,遠走高飛,建立新生活。我相信,潘金蓮一定也會當壚賣酒,伴武二郎終生,成一段歷史佳話。第三,叔嫂偷情一段時間,武二郎厭倦了,拔腳離去,潘金蓮要么重歸舊日,與武大郎廝守,更殘酷地壓抑自己的人性;要么還是遇西門大官人,寫出與現有《水滸傳》相同的一節故事。第四,叔嫂合謀,殺死武大郎,構成同樣的謀殺罪。 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蓮,不願與之偷情。於是潘金蓮便面臨了極大的挑戰。一方面春情狂泛不可回收,一方面又無渠道可泄,這是一種最容易墮入毀滅的情緒狀態。於是有權有勢又有錢的西門大官人來撿便宜了,以買賣感情和肉體為業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蓮為了掙脫與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劇,墮入另一個更深重的悲劇,把被玩弄當作了愛情。 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觀念體系的特徵之一,就是徹底否定個體的人性存在,絕對要求一切個體人性服從於群體所尊崇的理性規範。相對於社會構成,每一個體的人性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這種觀念的統治之下,任何要求肯定個人存在價值,要求尊重個人的情感、個人意志、個人生活的想法和作法,都被認為是違反道德戒律的,都被指責為個人品質墮落。潘金蓮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道德罪惡的犧牲品。 不幸的是,潘金蓮要求自我感情生活得到滿足的欲望,終於驅使她錯投西門大官人的懷抱。一方面,任何一個個體都必定折射出居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群體。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個體都有一千條理由獨立存在,並被肯定。因此,不管潘金蓮可能有多少種生活的選擇,不論她事實上怎樣度過一生,她的悲劇絕不是一種個人品格上的缺欠,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悲劇。 把被人玩弄當作愛情,已經夠悲慘了。西門大官人,還進一步把一個無倚無靠的弱女子製造成殺人犯。可以想像,如果武二郎不是那般英雄了得,沒有大打出手,為哥哥報仇,那么依西門大官人的權勢,潘金蓮自然會逍遙法外。但是也不難估計,在玩弄潘金蓮一段時間之後,西門大官人一定又會找到別的女人,而把潘金蓮一腳踢開。那時西門大官人仍然會將潘金蓮以殺人罪名投入死牢,或者又賣入娼門。總而言之,不論怎么構想,潘金蓮總也逃不出一個悲劇的結局。
版本情況
《金瓶梅》的版本可分為兩個系統：
1.詞話本，又稱萬曆本（即明萬曆年間刻本《金瓶梅詞話》），是早期版本，有民間說唱色彩，語言敘事都比較樸質，有原始風貌。
2.繡像（張評）本，又稱崇禎本（即明崇禎年間刻本），此書有200幅木刻插圖，全稱《新鐫繡像批評金瓶梅》故稱繡像本，是後來經過文人潤色加工過的，文字比較規範，文學性更強些，但早期的樸質風格受到了影響，有一些士大夫說教的色彩。後來清初張竹坡對這個版本進行了評點，之後評點本大行其道，崇禎本便為張評本取代，現在的崇禎本基本都是張評本。
詞話本系統（萬曆本）
一、《新刻金瓶梅詞話》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據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本重印，兩函二十一冊，200幅插圖合為一冊。
二、《金瓶梅詞話》戴鴻森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刪節本，全二冊，印量10000部。
三、《金瓶梅詞話校注》馮其庸顧問，白維國、卜健校注，嶽麓書社1995年8月版，全四冊一函，印量3000套。
四、《金瓶梅詞話》同（一）人民文學出版社據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兩函21冊，圖1冊，線裝。
五、《金瓶梅詞話》同（二）戴鴻森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全二冊，為“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系列。
繡像本系統（崇禎本）
六、《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叢書本，據北大圖書館藏本影印。1988年8月版，印量未標。4函36冊，每回插圖2幀，全書共200幀。正文頁20行，行22字，文中有圈點，行間有夾批並有眉批。
七、《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李漁全集》（第一版20冊）第12、13、14冊收錄。張兵、顧越點校，黃霖審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印量3500套。插圖100幅，附於卷首。有刪節，但未註明字數，刪文以“□”標出。（第二版12冊本《李漁全集》改為2冊收錄，此為崇禎本）
八、《金瓶梅》崇禎本會校足本，王汝梅會校，齊魯書社1989年6月版。該書是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檔案批准，為學術研究需要而出版的。這是《金瓶梅》崇禎本問世以來第一次出版排印本，一字不刪，200幅插圖照原版影印。此書發行時有限制，原則上指售給各大圖書館和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研究員以上職稱的研究人員。
張評本系統（張竹坡評本）
九、《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校點。齊魯書社1987年版，全二冊，印量10000套。（此為張評甲本）刪節本，註明所刪字數，全書共刪10385字。
十、《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印量3000套，全二冊，每回有校記注釋。刪節本，未寫明字數，刪節以“…”標示。（此為張評乙本）
會校本
十一、《金瓶梅會校本》中華書局1998年3月版。全三冊。該書是對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戴鴻森校本、崇禎本、張評甲本三書的會校，刪節處同原書。
現今最完整的全本《金瓶梅詞話》是金學家梅節的重校本，一百回，香港夢梅館1988年出版，1993年普及版。1998年出版限印200部的三校本。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梅節全校本 梅夢館 1988，附校記五千多條。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梅節重校本普及版，200幅明版插圖，陳詔黃霖注釋，新式標點，無校記，附註釋、梅夢館 四冊 1993 ISBN 9627784018。
·蘭陵笑笑生《夢梅館本金瓶梅詞話》梅節校訂 陳少卿鈔閱 夢梅館校定本 限印200部 1998 ISBN 9627784019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附吳晗《金瓶梅與王世貞》 星洲世界書局 （潔本）
研究論著
1、瓶外卮言（姚靈犀著，天津書局1940年版）
全書分研究論文和詞語解釋兩部分，是中國第一部《金瓶梅》研究專著，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期的研究水平。
2、金瓶梅考證（朱星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該書對《金瓶梅》的版本、作者等問題進行考述，是建國後出版的第一部《金瓶梅》研究專著，它的出版代表著一個新的研究時代的開始。
3、金瓶梅編年紀事（魏子云著，台灣巨流圖書公司1981年版）
該書將《金瓶梅》故事按年月日進行編排，尋找線索以解決作者、撰寫時代等問題。魏子云為二十世紀最高產的《金瓶梅》研究專家，撰有將近二十部《金瓶梅》研究專著。
4、論金瓶梅（吳晗等著，胡文彬、張慶善選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
本書精選二十世紀80年代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是國內影響較大的一部《金瓶梅》研究論文集。
5、金瓶梅資料彙編（朱一玄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全書分本事、作者、版本、評論、影響等五個部分，輯錄有關金瓶梅的研究資料，是國內第一部金瓶梅資料彙編。
6、金瓶梅的世界（胡文彬編，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該書選收海外學者研究《金瓶梅》的論文20篇，反映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外海外《金瓶梅》研究的情況。
7、《金瓶梅詞典》（王利器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全書收錄《金瓶梅》各類詞語4588條，進行解釋，為閱讀作品提供了很大便利。
8、金瓶梅研究（第一輯，中國金瓶梅學會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這是國內唯一的一種《金瓶梅》研究期刊，不定期出版，至今已出到第八輯。代表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水平，反映了這一時期金瓶梅研究的繁盛景象。
9、金瓶梅素材來源（周鈞韜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該書對《金瓶梅》的創作素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梳理和辨析，有助於對《金瓶梅》作者、創作情況、思想傾向、藝術特性等情況的了解。
10、我與金瓶梅--海峽兩岸學人自述（周鈞韜、魯歌主編，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全書收錄23篇《金瓶梅》研究專家所寫的自述，由此可見他們的治學經歷及幾十年間《金瓶梅》的研究狀況。
11、金瓶梅大辭典（黃霖主編，巴蜀書社1991年版）
該書為綜合性辭典，內容涉及《金瓶梅》的各個方面，對閱讀、欣賞和研究這部小說具有很大的幫助。
12、20世紀金瓶梅研究史長編（吳敢著，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
該書對20世紀海內外《金瓶梅》研究的狀況進行系統、全面的介紹，是一部內容翔實、資料豐富的《金瓶梅》研究史。
13、金瓶梅的藝術（孫述宇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
全書收錄學術論文十五篇，對《金瓶梅》的藝術特色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在研究領域上有所拓展，是一部較早從藝術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專著。
14、金瓶梅人物論（孟超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
該書對作品中的27個主要人物進行分析，是一部研究《金瓶梅》人物形象的專著。本書寫於1948年，曾在香港《文匯報》連載。
15、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劉輝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全書收錄9篇學術論文的，對《金瓶梅》的成書過程、版本、評點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考辨，並披露了不少新的資料。
16、金瓶梅考論（黃霖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全書收錄學術論文28篇，既有對作者、成書、版本的考述，又有對人物形象、藝術特性的探討，作者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觀點。
17、說不盡的金瓶梅（寧宗一著，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該書從小說觀念、小說類型、審醜、性描寫等方面探討《金瓶梅》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有不少新的見解。
18、《金瓶梅》與中國文化（田秉鍔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該書在中國文化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探討《金瓶梅》與運河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的關係，重在挖掘作品的文化內涵，拓展了研究空間。
19、金瓶梅藝術論（周中明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該書從藝術構思、諷刺、白描藝術、人物塑造、心理描寫、語言藝術、結構布局等方面對《金瓶梅》的藝術成就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20、金瓶梅六十題（陳詔著，上海書店1993年版）
該書從小處入手，分六十個專題，內容涉及《金瓶梅》的各個方面。全書篇幅短小，筆調生動，具有較強的可讀性。
21、世情與世相（尹恭弘著，華文出版社1997年版）
全書將作品放在晚明的時代文化背景下，對其與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性文化、政治文化、家庭文化、倫理文化、市井文化的關係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22、秋水堂論金瓶梅（田曉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直接面對原著，對作品逐回進行十分精細的解讀，角度別致，新意疊出，讀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23、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 （黃霖 王國安 選編 齊魯書社1989年版）
24、金瓶梅西方論文集 （徐朔方 選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5、金瓶梅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蘭陵笑笑生研究
《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成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廣有影響者為：
一、王世貞說。明刻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曆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此說20世記30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年朱星重倡此說，並列舉出十條理由：（一）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二）他能寫小說，並有小說傳世；（三）他有能力個人完成宏篇巨製；（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夠時間；（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官場大場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揚；（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九）他祖籍山東，又做官山東，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條件；（十）他知識面廣，能寫出《金瓶梅》這樣的百科全書。黃霖、徐朔方、趙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說重又混入諸說林立的迷茫之中。許建平《金學考論》、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再次舉起此說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許建平甚至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二、賈三近說。這是20世紀新時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說。倡論者為張遠芬。其《金瓶梅新證》提出十條證據：（一）蘭陵是山東嶧縣，賈三近是嶧縣人；（二）他有資格被稱為“嘉靖間大名士”；（三）小說的成書年代與賈三近的生活時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閱歷足可創作《金瓶梅》；（五）小說中有大量嶧縣、北京、華北方言，賈三近分別在這些地區居住過；（六）小說中有幾篇高水平奏章，賈三近正精於此道；（七）小說中有些人物記載類似賈三近；（八）小說多有戲曲描寫，賈三近有此生活積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閒居，有創作的時間保證；（十）他寫過小說。
三、屠隆說。黃霖首倡。他發表了一組八篇文章，提出七條依據：（一）小說第56回的《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出自《開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說有不少浙江方言，與屠隆籍貫相合；（三）他祖籍武進，古稱蘭陵；（四）他潛心佛道，與小說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縱”罷官，堅持寫作“淫雅雜陣”，其情慾觀正是小說的思想傾向；（六）他具備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與文學素養；（七）他與劉承禧、王世貞關係密切，此兩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當為屠隆所贈。 為了證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從他的身世說起。屠隆是今寧波市倉水街屠園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寧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從小天資聰穎，被譽為神童。他14歲時就考上秀才，備受當時的大詩人沈明臣青睞，隨後名滿寧波。此後，他從15歲考到33歲，18年未考上舉人。34歲才勉強中舉並做了一個小官。因政績明顯，不久後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隨後遇小人被摘掉烏紗帽，只好回到寧波老家以賣文為生。屠隆一直活到萬曆三十三年，年64歲，最終死於花柳病，還被後世文人譏諷為中國第一個死於性病的文人。“屠隆從寧波至京師，一生遊歷四方，深知商業內幕和市井風情，又從京官淪為乞丐度日，對人生和人心有著透徹了解，因而才能寫出這樣一部小說。” 此外，國內目前發現的最早萬曆年間的版本為戴松岳的論點提供了實物佐證，也是最關鍵的論據，“萬曆年間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蘭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賢里寫下這篇序言的。而這個明賢里就是寧波城中的鑒橋頭乾溪里，經查家譜，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孫屠本畯。屠家最先是從常州遷徙至現在的寧波，常州當時又被稱為蘭陵，屠隆號笑笑先生，所以蘭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四、李開先說。此說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的一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一句刪除。據說這一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1982年6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說。徐朔方因為是“集體累積說”的創始人，所以他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徐朔方的根據是：（一）李開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條件，如為山東人，歷任京官，創作有戲曲多種，其《詞謔》、《詩禪》表明他對市井文學的愛好和修養，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實的“嘉靖間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證明了其與李開先關係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開先《寶劍記》第五十齣原文等；（三）《金瓶梅》與《寶劍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處。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證》支持此說，並提出四點新見：（一）李開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詞意與感覺均與“笑笑生”相似；（二）李開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門慶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寶劍記》使替身（侍女錦兒）死去，而主要人物（林沖之妻）繼續發展故事，這種手法與《金瓶梅》同出一轍；（四）西門慶形象不統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後來卜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內證，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群等一些資質，集此說為大成。
五、徐渭說。最早透露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一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60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套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對《〈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一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他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泄憤為誰冤》一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
六、王稚登說。魯歌、馬征提議。他們提出十三條根據：（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三）他對屠隆不滿，因選其《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入小說，以示譏刺；（四）小說中的詩歌曲與王稚登所輯《吳騷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記》中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詩文與小說詩文一脈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說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與小說均有中原正統觀；（九）他符合“嘉靖間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貞的門客，故以小說為王世貞之父報仇；（十一）小說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醜類之再現；（十二）小說三次引用他感觸深刻的詩句“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十三）小說反映的作者模樣正與他的情況若相符節。
七、 蔡榮名說。 究竟誰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書上所署筆名“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這箇中國文學史和金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來一直困擾著專家學者和讀者。最近，浙江學者陳明達撰文指出，《金瓶梅》作者為明朝黃岩人氏蔡榮名。 陳明達先生多年來潛心研究考證《金瓶梅》，以破解“誰是《金瓶梅》真正作者”這起謎案。去年11月，陳明達推出長篇論文《（金瓶梅）作者蔡榮名考》，以翔實的證據，考證出明朝黃岩人氏蔡榮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 蔡榮名（1559--？）字去疾，別字簸凡，明黃岩人。出身書香門第，習研古詩文。曾祖父蔡餘慶，進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紹科，舉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進士出身，官至禮部郎中。蔡榮名少小聰慧異常，17歲時考上頭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縟節，多次赴省試均未中舉。於是就縱情詩酒，醉中成詩。著有《太極注》、《芙蓉亭詩鈔》。蔡榮名於24歲北上拜謁王世貞，深受賞識，延為上賓。留住在府。 陳明達從八個方面考證：1，書中大量獨特的黃岩方言證實只有黃岩人才能寫得出來。2，蔡榮名的出身、經歷和秉性符合寫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詩鈔》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證據。3，王世貞鼎力相助蔡榮名完成寫作《金瓶梅》。王世貞詩“袖攜天台石，吐作弇山雲”。“兩年兩扣先生門，沾沾所見愜所聞”及蔡榮名《弇山行》證實，《金瓶梅》初稿是蔡榮名的，也是蔡榮名在弇山園兩年最後定稿的。4，王世貞“袖攜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為此，爰馨平日所蘊者，著斯傳”；《金瓶梅》36回955頁：蔡道：“學生蔡蘊，賤號一泉，”“泉”，水源也，黃岩話“水、書”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蘊書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書稿出處，證實笑笑生就是蔡榮名。5.“蘭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貞詩“吾憐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蘭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貞詩“沾沾所見愜所聞”中的“沾沾”；6，欣欣子書於明賢里之軒”。“欣欣”的第二個含義是“欣欣向榮”，所以，整個署名隱含“榮名閒里書之於軒”。7，《金瓶梅》跋中的“鉅公”指張居正。王世貞與張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張居正，必須讓作者隱姓埋名，所以託名“蘭陵笑笑生”。8，歷來許多學者不解的疑惑在蔡榮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鳳城”、“芙蓉亭”等的出處。 陳明達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外漢學界和媒體的重視。美國、香港等報刊發表了陳明達的論文。
此外還有湯顯祖說、馮夢龍說、李先芳說、沈德符說、李漁說、趙南星說、盧楠說、李贄說、馮維敏說、謝榛說、賈夢龍說、薛應旗說、臧晉叔說、金聖歎說、田藝蘅說、王采說、唐寅說、李攀龍說、蕭鳴鳳說、胡忠說、丁惟寧說等，不一而足。
（八）趙南星說
最先提出的乃清人宮偉謬，見《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廷聞州世說》。趙南星（公元1550—1627年），山東高邑人，明代萬曆進士，系東林黨重要人物。《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4期發錶王勉《趙南星與明代俗文學兼論〈金瓶梅〉作者問題》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趙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吳昌期、徐新周、王義華等人協助下完成”的觀點。該文主要從《金瓶梅詞話》的“欣欣子序”和書前的“開場詞”入手，認為它們和趙南星有著密切的關係，進而主張趙南星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合適的人”。
（九）李漁說
此說先見於清代康熙年間刊刻的《第一奇書》在茲堂刊本題“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漁（公元1611—1679年），浙江蘭溪人，清初文學家、戲曲理論家。因張竹坡批評的《第一奇書金瓶梅》中圖後下半頁有“回道人題”的字樣，正是李漁的化名。此說不足為信。
（十）盧楠說
此說見《金瓶梅》滿文譯本序。該書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書乃明朝閒散儒生盧楠斥嚴嵩、嚴世蕃父子所著之說，不知確否？”
盧楠，明代文學家，字少楩，大名濬縣人。太學生，明末廣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貞的高足，富有才華，極為熟悉濬縣、臨清一帶的社會風情、市民生活，具有創作《金瓶梅》的條件。王汝梅教授在《談滿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盧楠說，然無確證。
（十一）馮夢龍說
堅持馮夢龍說，他以筆名神風太保名號研究得出馮夢龍（公元1574—1664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學家。字猶龍，別號茂苑野史、龍子猶、顧曲散人、姑蘇詞奴、詹詹外史、平平閣主人、墨憨齋主人等等，長州（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崇禎中，由貢生授福建壽寧知縣。清兵渡江時，參加過抗清鬥爭。受李贄為代表的晚明進步文學思潮影響頗大，重視小說、戲曲和通俗文學。編纂話本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民歌集——《桂枝兒》、《山歌》；筆記——《古今談概》、《情史》；改寫小說——《平妖傳》、《新列國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戲曲《墨憨齋定本傳奇》等。馮夢龍是晚明一位極為活躍而多才、多藝、多產的作家。《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誌》中曾稱讚他“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他幼年家貧，讀書用功，對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過書，講解《春秋》，所以後來能寫出《春秋衡庫》。中年時期，靠賣文為生，曾給蘇州的書社（店）編寫過大量的書稿、書籍。據《太霞新奏》中的有關記載和散曲，我們知道他青年時期曾經熱戀過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後來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絕跡青樓，結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見馮夢龍曾經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放浪於青樓。由於他在青樓歌場、茶坊酒肆活動，使他對市民的社會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機會觀察和分析那些沉淪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們的生活和心態。他做官是在56歲的晚年。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魏子云認為《金瓶梅詞話》中的《祭頭巾文》一文，在馮夢龍所編寫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凡例”中，有“金陵遊客”馮夢龍寫《頭巾賦》的記錄，所以，《開卷一笑》和馮夢龍的《古今談概》、《古今笑林》、《智囊補》等著作後，認為文句“不惟有其語態雷同處，且有引言慣用語”，可以“肯定《金瓶梅詞話》是馮夢龍參與的改寫本，連‘欣欣子’與‘東吳弄珠客’都是馮夢龍的化名”。陳昌恆先生則從考索馮夢龍的名號入手，得出“東吳弄珠客”、“蘭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馮夢龍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語不同，但實為一文，倘排比研究，則構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論文。同時具體論證了馮氏創作《金瓶梅》的三個階段。另有些學者指出，“崇禎本”《金瓶梅》詞話亦宜出自馮夢龍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傳播和成書過程的研究中，馮夢龍的特殊作用，應值得注意。
專家們認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積型的一種集體創作，但並不否定曾經有人系統整理或最後修定，而且這個最後修定，也難以確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後，又經同時或不同時代的人對作品進行較大的或最後的修定、寫定。同時要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還必須從三個框框裡跳出來：第一，“嘉靖間”，第二，“山東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較科學地去探討，而現存萬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應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這與馮夢龍關係極大，最後修定者或寫定的非他莫屬。
（十二）丁純父子說
此說見於房文齋先生所著《金瓶梅傳奇——蘭陵笑笑生秘史》，東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該書指認《金瓶梅》一書為丁純父子之作，蘭陵笑笑生就是丁純、丁惟寧。
丁純（公元1504—1576年），字質夫，號海濱，山東諸城天台人。27歲考中舉人，做了20多年的“歲貢”，卻屢試不第。直到50歲上，方才除授鉅鹿縣訓導，後又升任長垣縣教諭，成為一縣學政的全權主持者。由他開始撰寫《惡豪傳》，後經其子丁惟寧繼續創作，更名為《金瓶梅》。
丁惟寧（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養靜，號少濱。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進士。後授保定府青苑縣知縣、山西長治縣知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中憲大夫湖廣副使。才華橫溢，學富五車。主編萬曆版的《諸城縣誌》，年僅45歲即辭官歸林，在五蓮縣蘭陵峪旁隱居二十餘年，埋頭撰寫《金瓶梅詞話》。後繼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刪、修正、校訂、出版。蘭陵笑笑生即丁純父子之稱。“蘭陵”並非山東嶧縣之蘭陵，而是山東五蓮縣九仙山之陽的一條深谷，原名就叫“蘭陵峪”，鄉民俗稱“蘭陵口子”，後改為“洗耳泉”。
為《金瓶梅》寫跋的“廿公”寫道：“《金瓶梅》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繼丁其偉、金亮鵬先生考證，“廿公”就是丁惟寧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廟時”，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純在嘉靖年間鄉試中舉後，被授為直隸鉅鹿訓導。明清時代的諸城一帶，有以先人在何處做過官，便以其地冠稱某公的習俗。這裡的“鉅公”，正是丁耀亢對其祖父之尊稱。
“欣欣子”為誰？即鍾羽正也。鍾羽正，字淑濂，號龍淵，青州鍾家莊人。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進士，任禮科給事中，工科左給事中，曾主編《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適之意。笑笑生，“笑”什麼？一則，笑對世事之荒謬坎欹；二則，笑對人生之禍福。
“東吳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書畫家，是丁惟寧的摯友，稱《金瓶梅》“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寶典”。
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純父子？“蘭陵”是否山東五蓮縣九仙山莊之峽谷？“蘭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純、丁惟寧？凡此種種，國內外金學專家正在進一步考證中，此說尚未有定論。
